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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猎身”》
铛铛铃2025-09-14【职场】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全球“猎身”》，副标题是《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它的作者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飙。
当今世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竟然是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IT产业大国。不但诞生了很多IT界精英，还向西方发达国家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说个数据，你就明白印度的厉害了。近些年，有媒体报道，在信息产业最发达的美国，印度产的软件竟然占到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信息产业的心脏硅谷，更是有超过750家印度人创办的高科技企业。
你可能会很好奇，一边是相对落后的印度社会，一边却又能支撑起如此高科技的产业，这两件事看起来非常矛盾，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了一探究竟，项飙前往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做了两年深度的田野调查，为我们揭开了里面的谜团，还总结出了这种奇怪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
下面我就从三个部分，带你深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部分，印度的全球“猎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第二部分，全球“猎身”是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运作的。
第三部分，从全球“猎身”能够看出哪些更广阔的政治经济意义。
首先，我们要先讲清楚这本书的主标题。全球“猎身”正是这个核心概念，串联起了整本书的结构，也是回答最开始那个矛盾现象的主要线索。什么是全球“猎身”？顾名思义，劣绅差不多就是劳动力中介的意思，但又不是我们熟知的猎头。劣绅比传统的劳动力中介更为复杂，是一种把地方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推向全球产业链的系统工程。
具体来说，就是印度人在国内建立了大量IT培训学校，从农村和城镇招募了大量年轻人，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IT劳工。之后通过海外印度人办的中介机构和劳力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匹配和输送合适的人才。这些劳力行除了找人以外，还要负责管人，直接代表雇佣的企业，为这些印度来的职员办理签证、负责吃饭和住宿，甚至发工资等事务。这整个过程就是劣绅。
所以说，全球“猎身”就是IT劳动力选拔、培训、输送和管理的全球系统工程。根据项飙的统计，在2000年左右，美国就有上千家印度人开的劳力行，管理着数万名IT工人。单单加州就有100多家劳力行，可见这个劣绅的行业是多么庞大。
这些劣绅行业之所以能发育出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社会各界投注了大量资金，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
第二，因为发达国家的IT企业开发项目需要大量劳动力，从第三世界购买劳动力服务，可以节省很多成本，中间的利润差养活了一大批中介机构和基层的IT劳工。
第三，因为IT行业标准通常是那些全球大企业制定的，比如微软、甲骨文，只要获得他们的程序员资质认证，移民西方的门槛大大降低，即便没有西方国家的正式教育文凭，也可以前去工作。
正是这三点原因，使得IT从业者的就业方式非常灵活，而且可以跨国流动，得以顺利地从印度进入发达国家。这些因素合起来，使得全球“猎身”成为可能。
不过，劣绅这个行业究竟是怎么发育出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在印度地方社会这一端，这些IT劳工到底是怎么被动员出来的。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项飙跑到了印度的安德拉邦做田野调查。在整个安德拉邦，从1995年到2000年的5年时间，就成立了75间私立工程学院，培养的都是IT人才。2000年到2001年，单单一个安德拉邦，就有超过10万人在学习IT相关的课程。这让安德拉邦的首府海德拉巴，成为印度IT产业的重镇。
这些专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用的教材，还都是美国引进的，紧跟美国IT行业的前沿趋势。这些学校还跟微软、甲骨文等巨头公司保持合作，为他们批量、精准地培养计算机工程师。所有的一切为的只是实现一个目标，学生们一旦毕业，就能够马上去西方发达国家工作，实现移民梦想。
在那里啊，老百姓甚至还流行这么一句话，在海德拉巴买房，在安德拉置地，在美国赚钱。可见这已经成为当地社会流行的集体追求了。
正是这些很前沿又很本土的做法，很快就把IT培训行业扎根到印度当地社会中去了。比如许多培训学校，通常以加盟连锁的方式开设分校，这可以精准地进入当地社会，获得人脉资源。在安德拉邦的乡下，就有这样一家连锁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先尝试摸透在读学员的朋友圈，顺藤摸瓜梳理潜在的人脉资源，然后直接跑到人家劝他们来学IT。在短短一个月间，这家连锁店就走访了34个家庭，成功招收八个学员。
另外，他们还会鼓励学员自己介绍熟人，每成功一个就能收到价值500卢比的礼券，还有机会抽奖，奖品里面有汽车和电脑。这种非常本土化的招生模式，在劳动力过剩又相对富裕的印度沿海农村地区相当成功。
但是单单个人有学习IT的愿望还不够，他手里得有点钱去学习呀。那么这笔原始资金从哪里来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项飙通过调查发现，这笔钱除了家里的资助以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嫁妆，这也是颇具印度特色的。
在印度南部地区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职业地位或者学历较高的男方，在结婚前往往会向职业地位和学历较低的女方家庭索要嫁妆。放在以前，能够索要嫁妆的男方通常当公务员、做医生的比较多。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IT劳工移民潮的到来，越来越多即将出国从事IT工作或者已经在西方工作的IT男，也开口向女方家庭要嫁妆钱了。因为当地很多家长都想把女儿嫁给这些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在安德拉邦，嫁给IT新郎的嫁妆甚至也被明码标价了。比如如果新郎已经在美国工作，那么他能从女方那里拿到12万美元左右的嫁妆钱，而如果新郎是在澳洲，那么不好意思，还得打个对折，6万美元左右。
有意思的是，男方拿了女方娘家的嫁妆钱，万一她以后的职业发展没能达到女方娘家的认可，也会承受极大的道德压力。有个叫韦杰的小伙子就有这样的经历，他原本是个土木工程师，有资格独立承包工程，在当地算是不错的职业。后来结婚的时候，从新娘家拿到了71万卢比，也就是将近现在的1万美元的嫁妆钱。同时他岳父就怂恿他不要再做工程，改学IT，以后会发展的更好。就这样，韦杰辞掉了工作，他妻子还向哥哥借了5万卢比，维杰报了培训班，全日制学习IT。但是过了两年，维杰还是没有机会出国，所以每次到女方家串门，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会纷纷围上来问，哎，怎么还在这里啊，怎么还没出国呀。这让韦杰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老婆只能帮他编各种谎话来圆场。
其实，这些给男方的嫁妆钱，寄托着女方整个家族的期望，为了实现家族发展和阶层跨越，提前投资给男方和新家庭。而拿了嫁妆钱的男方，也始终背负着家族舆论的压力，推动他们尽快的学好IT，去西方找工作。不得不说啊，这种印度本土社会的家族关系，在无形中极大推动着IT劳工的出国潮。
你看，正是上面提到的这些独具印度特色的培训、连锁店、招生策略、嫁妆制度，共同推动了印度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离开本土社会，投入到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浪潮。
好，说完了印度国内的状况，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部分，也就是全球“猎身”在国际市场上的那一端。当这些印度IT劳工被输送到西方国家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和问题呢？
项飙特地在悉尼做了调查，为什么是悉尼而不是硅谷呢？这是因为在2000年前后，很多印度人会先到澳洲工作，然后只有少数人通过澳洲再转到美国。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如果IT劳工想要进美国，但是签证一下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办理，而澳洲的政策相对友好很多，不仅简化签证手续，还有对IT人才优先颁发永久居留证。这么一来，源源不断的印度IT劳工先被吸引到了澳洲，很多早期来的印度人纷纷开启了劳力行，专门从事自己国家的劳动力输送和管理。单单悉尼就有超过1000家劳力行。
这些劳力行老板大多是1980~1990年代移民到澳洲的永久居民，一开始，这些人一般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工程行业，但随着当时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他们瞄准商机开始进入IT行业。
可不要小看这些劳力行啊，它可是整个全球“猎身”产业的枢纽环节，因为劳力行起到了调节企业人才需求以及人才输送和管理等多重功能，是这场印度IT劳工全球流动的重要管道。
这些劳力行的基本运作原理其实也很简单，说一个劳力行老板的创业故事你就明白了。在悉尼，有个叫卡纳的印度商人，原本做计算机硬件进出口的业务。有一回，他在无意间看到悉尼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他想自己在海德拉巴的朋友刚好符合应聘条件，就想介绍他们过来工作。但是悉尼的企业却认为，还没见到应聘者，没法为他们办签证。卡纳就用自己的贸易公司做担保，让他的朋友先到澳洲再去面试。面试成功以后，悉尼的企业直接跟卡纳的公司签约，把员工们的工资打进卡纳公司的账户，卡纳再发给这些IT劳工。卡纳抓住了这个空白的机会，迅速拿下了这个中介业务，开启了劳力行。
你看，这条产业链很自然就形成了。后来像卡纳这样的小老板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专门的劳力行产业。这些劳力行不仅可以根据澳洲企业的具体需求提供匹配的劳力，而且还承担了办理签证、人员管理、发放工资等功能，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而且对印度的IT劳工也很有吸引力。
阿硕卡曾经在海德拉巴的一家荷兰科技公司工作了3年，他凭借自身经历，用技术移民的方式拿到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证。但是，即便像阿硕卡这样的高级人才，到了澳洲以后，也还是先找到印度人的劳力行介绍工作。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印度人开办的劳力行比澳洲人开的中介更适合印度人，除了有很多工作机会以外，还有额外的帮助。比如印度人开的劳力行会针对印度人的性格和特点，教这些初来乍到的劳工在面试时候钻空子，用澳洲口音来跟本地同事打招呼，挑最合适的香水来遮盖身上的味道等等。这些非常实用的技巧，都能帮助这些劳工尽快的找到工作，尽快的适应当地的文化，融入澳洲的职场环境。
当然，这些印度IT劳工也不是一来就能找到工作的。澳洲IT企业虽然用工数量很大，就业机会很多，但是项目时间长短不一，招聘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很多没法马上找到工作的印度人就要等待合适机会，这个过程被他们叫做坐板凳。
这个坐板凳的过程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有家叫做先锋科技的劳力行，招了六名印度IT工人，本来承诺给他们每个人年薪六到7万欧元，结果他们来了以后呢，客户只挑中其中一个劳工，认为其他劳工不符合要求。那么剩下来的五个工人就不得不坐冷板凳了。先锋科技的老板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要么给先锋公司打工、接电话、清洁卫生，每个礼拜拿到75澳元的报酬，要么就继续坐冷板凳等待机会，大概每礼拜可以拿到25澳元的补贴。虽然补贴少得可怜，但这些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澳洲，也只能听从劳力行老板的安排。
之所以出现用工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是因为劳力行本身并没有权利直接定下用工的标准，还得听命于上游的中介机构和企业客户。在澳洲，大概有5~7家大型中介机构垄断了将近40%到60%的劳力资源和招聘业务，几乎垄断了大企业客户的沟通需求。这样一来，多数中小型的劳力行都只能从大型中介那里找业务，比较被动。
比如惠普在澳大利亚的分公司，在2000年时，把所有招聘业务都给了总外包公司，这家外包公司又把业务分配给了八家次级供应商，这样一层层外包出去。在这个过程里，原本是企业直接发工资给员工，现在还得经过劳力行，有时中介也会抽成，最后到员工手里的钱就缩水很多了。
有个统计，在2001年，有家企业给劳工发的工资大概每小时30~100澳元，中介会抽取10~15澳元发到劳力行账户里，劳力行又会从里面抽取20%到30%，最后还得扣税，到劳工手里只剩下原来工资的一半不到了。那些工作时间低于3年的劳工，他们的报酬率可能会被劳力行扣掉50%以上，而工作5年以上的相对好点儿，回扣率会在20%以下。可见，这套制度还是建立在IT劳工自身的价值抽取之上的。
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这些劣绅的劳力行还会用计件工资的方式进行合同转包，大企业转给小企业，小企业又分割成不同部分，转包给个人或者更小的公司，还促成了很多小公司的建立。通过灵活雇佣和合同转包，一个个小公司就像不同的节点一样，组成了一张不断扩大的网络。这些由印度IT企业家领导的团队规模也不断扩大，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扩大了在澳洲当地的影响力。
另外，项飙还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悉尼注册的印度劳力行多达1000多家，但实际开展业务的却少得可怜，只有四五十家。难道这只是虚假繁荣吗？项飙进一步追根到底，发现里面不简单、有门道。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恰好反映出这些印度商人灵活的经商手法。
在澳洲，这些印度人经常交叉合作，联合成立多家公司，不把所有的生意都放在自己单个公司做，而是分散到不同的合资公司里。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互相交织的生意网络上发展不同的生意伙伴，先把人脉留住，把生意做起来以后，才有进一步发展和盈利的各种可能性。
就像一位叫做查亚的印度商人，开了一家科技公司，他本来是做编程软件业务的，但不甘心生意都局限在单个业务上，专门找到印度老乡，新开了个合资企业兼做劣绅业务，最后利润大家五五分。同时他又把新加坡公司开发的软件包根据澳洲企业的需求进行改编，找到了澳洲的其他朋友，合伙分头行动，最后利润进行三三分。你看，不用多花太多力气，他一个人就同时做了很多个业务，还巩固稳住了更多的生意伙伴，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这群印度商人的灵活头脑。
而一旦他们合并成同一个企业，那么原先不同的小公司各自的资源范围就会缩小，自主创新能力和潜在的业务项目也会跟着减少。当然，这些人交叉合作开不同公司还有个很实际的目的，就是避开国家监管。就像有个印度企业家，打算招15名劳工去澳洲，但他没用自己名下的公司，而是借他叔叔的公司来签约做担保，因为这家公司年流水有1800亿，能很快拿到签证，让印度劳工们得以顺利成行。
也正是靠着这些交叉网络和灵活策略，劣绅的生意得以发展壮大起来，不但把印度IT劳工从当地带往了西方发达国家，也让先到西方的IT劳工借助劣绅的生意迅速积累原始资本，转变为企业家。
这样总体看下来，这套既不用政府出钱，又让企业省心，还养活了大量中介和劳力行的产业链，是建立在抽取劳工的价值基础上的。奇怪的是，对于这些资本剥削，虽然多数劳工也认为是不道德的，认为这套制度总有一天会消失，但他们都很顺从，不会反抗老板们的过度抽成。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还是他们不想因此失去来之不易的签证，只有通过忍耐和顺从，才可能获得永久居留证，或者等待前往美国的工作机会。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详细了解了劣绅的来龙去脉。通过这套系统，印度的IT劳工最终被送到全球信息产业的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最重要的节点，当然是美国。很多人之所以在印度和澳洲忍受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为的就是等待前往美国的机会。这里边的原因很简单，同样的工作，在美国拿到的工资几乎是澳洲的两倍，而且每隔半年就会涨一次工资。美国的大公司多，工作机会多，竞争也相对公平，再加上印度移民也多，所以对印度IT劳工来说，美国是整个职业规划的终点。
另外，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地区和南非，也都是很重要的节点，甚至成了印度信息人才流动的全球门户。之所以是全球门户，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致力于发展信息产业，吸引信息人才，签证政策和工作环境也比较好。而对于那些暂时还没有足够资金或者技术实力的IT劳工而言，能在这些地方先工作一段时间，提升技能和履历，然后接着前往西方国家。
而在加勒比海和拉美国家，因为靠近美国，再加上用人成本低、土地便宜等，很多美国公司会在这里建立分公司，把一些低端部门放到这里，比如一些呼叫中心。而大量印度人也闻风而动，流动到这些地方，多数印度人到这边可以担任到中层的岗位，低于美国领导，但高于当地基层的员工。
2000年前后，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到争抢印度IT劳工的队伍里，就连日本、德国、法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不过印度劳工只不过把他们当做中转站，最终目标还是美国。
这样看下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劣绅的世界体系，从印度到澳洲和其他国家，再到美国，从印度本土的培训学校，到海外的劳力行中介和跨国企业，这塑造起一个完整的IT劳工跨国流动路线以及世界信息产业链条。
说到这里，全球“猎身”这个现象本身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但是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并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现象和讲故事而已，它更进一步追问这个现象背后广阔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项飙用全球“猎身”这个例子，解释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深层原因，指出信息革命不仅是技术变革，也是一种社会构建，也就是如何跨国配置劳动力。换句话说，这场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信息革命，恰恰得益于印度人从本土到全球的劳力资源配置。正是那些所谓低端的、活跃的印度企业家，抓住了这场全球信息产业发展的机遇，他们运用本土的智慧和策略，发展出贴近本土的招生培训模式，有效动员出那些想要通过IT务工改变命运的印度人，并且通过一层层劳力行和劣绅体系对接给西方IT企业，最终助推了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
第二，项飙还指出，全球“猎身”突破了印度原有的社会边界，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的重整。此前的印度地方社会还处在比较紧密的家族、种姓、宗教和社区关系里面，但出国务工潮的涌动打破了原先平静的社会，激活了被腐败和阶层固化所束缚的社会。大量家庭不惜为年轻人付出大笔嫁妆钱，帮助他们进行IT培训和工作移民，这在印度的城镇、乡村甚至成了一种潮流。借着这波潮流，印度自身也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镇和输送信息人才的源地。
第三，项飙也反思了其中涉及的社会正义问题。他认为，全球“猎身”之所以能够被运转起来，恰恰出于印度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比如印度国内存在诸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种姓不平等、城乡差距等等矛盾，这些生存方面的限制还有社会地位的阶梯，激发了对生活不满的人们去改变现状，IT产业因此成为许多印度青年的首要选择，不平等成为劣绅的原动力。其次，各色的劳力行中介则看到了商机与利润，这恰恰来自于对IT劳工的盘剥抽取，这一重不平等造就了劣绅这门生意的阶梯，让整个链条按照经济逻辑运转起来。
第四，项飙也看出了全球“猎身”这门生意本身就充满矛盾。在劣绅生意的底端，大量的劳工生存并无保障，他们的工作机会不确定，始终面临失业和拿不到永久居留资格的风险，这和他们期望通过劣绅改变命运的初衷难免背道而驰。甚至在劣绅生意的顶端，就是那些雇佣印度劳工的西方大企业，也批评劣绅的坏处，还抱怨说拉低了IT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增加本国失业率。但正是来自印度源源不断的IT劳工，促进了劳动密集型的IT产业在过去20年来迅猛发展，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无可避免的矛盾。
现在距离项飙的研究已过去了20年，如今的印度已有400多万人从事IT行业，IT行业总产值也超过了1600亿美元，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在美国，印度的信息科技出口服务更是占到了2/3。印度IT产业也从粗糙的外包服务走向科技创新，进军到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行业，未来充满想象和机遇。
好，《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这本书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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