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到服务》观念环境为什么是关键？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支撑推动增长的新引

  你好，今天我们聊《从制造到服务》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你可能会好奇，结构转型是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就像电影中的普通人经历转变成为超级英雄一样，一个国家也需要经历类似的转变，才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种转变通常需要两次大的变身，第一次是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第二次则是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正是关于我国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告别了工业经济的高峰期，开始向服务业经济过渡，这个转变也体现在书名《从制造到服务》中。作者在书中深入分析了中国在结构转型期间的经济特征、产业特征、经济波动以及政策选择等问题。2021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深的成熟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宏观政策和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强调稳定，这可能是未来五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底层逻辑。那么，中国经济何时开始成熟，成熟期有哪些特征，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解答。

  接下来，我们将就三个问题来聊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吧。第一，为什么作者认为2012年前后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第二，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否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会降低；第三，在结构转型期，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会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作者认为2012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作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一种常用的思路，首先构建了一组衡量经济结构转型的指标，如人们的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然后对比已经完成转型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数据，以此作为国际标尺来衡量中国的进度。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2010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2012年超过9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拐点通常发生在人均GDP达到8000~9000美元的年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制造业产品的支出占比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服务开支则开始快速增长，这反映了消费层面的转型趋势。然而，服务支出的增长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多地花在理发、修车或保洁上，而是我们在教育、健康、娱乐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上的投入增加了，这表明一个国家迎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万德数据库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得出，在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化态势。2012年之后，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些数据指标的转折点都集中在2012年，作者认为这并非巧合，而是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升级及人们消费偏好的变化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总结一下，作者通过对中国经济结构相关指标的梳理以及国际视野下的比较判断，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消费升级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原动力。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转型是否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会逐渐下降。作者认为并不会。尽管近年许多人感觉到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在降低。作者提醒我们，关键是要看这些压力是否转化为了推动发展的动力，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在升级。在书中，作者通过数据展示制造业在投入、生产和产出这三个环节上的升级迹象。例如，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增加了，高效率的企业越来越多，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产品中来自国内的增值部分在持续增长。实际上，即使不依赖这些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中国制造业的进步以及它的强大。回想2010年，我们的国产手机和汽车与国际品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10年后的今天，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了脚跟，在国际市场上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比亚迪、吉利等自主品牌的汽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在某些细分市场上，他们与国外大品牌汽车的竞争中并不落下风。作者指出，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提升并不是依赖于某一家或几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从核心元件的研发到各种零部件的生产部署整体效率的提升。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作者对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佼佼者，不仅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数量上的优势，毕竟我们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化体系。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在许多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企业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么，作者为何认为中国制造业有潜力成为全球质量冠军呢？他的答案在于规模优势。首先，销售和生产是相互促进的，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我们提供了销售优势，这为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次，作者认为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中，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管理和能力建设上的差距将逐渐缩小，这时运气的作用就会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如果两个班级平均成绩相近，但一个班级人数多，一个班级人数少，一起参加考试时，人数多的班通过考试的学生可能会更多。在国家层面，道理也是相似的，能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谁就更可能成为冠军，而市场规模更大的经济体自然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这就是作者认为中国制造业有潜力成为全球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只是潜力，要将潜力转化为现实，我们还需要克服许多挑战。首先是技术挑战，普遍担忧的是中国制造业技术与世界前沿技术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一些核心技术我们尚未完全掌握，比如近期大火的AI、算力、计算机芯片等。作者认为，尽管这是事实，但这并不会阻碍我们走向冠军之路，因为就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其实是相当超前的。对于中国现在制造业技术不够好的担忧，就好比看到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大学的很多数学知识，却还担心他没有掌握研究生的课程。再来说第二类挑战，这是企业家们经常提到的一类问题，主要是更高的环保标准、工资和房租的上涨，这些都导致个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压力增大。作者认为，这些其实可以看作是产业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很多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并没有妨碍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总体来看，这些压力并不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理由，甚至可能成为推动升级的动力。

  好，刚才我们讨论的都是在制造业内部的原因，但作者认为真正制约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因素不在于制造业内部，而在于制造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前面我们提到，制造业要想干得好，需要卖得好作为动力，干得好和卖得好之间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而制造业产品要想卖得好，需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方面的支持。作者认为，当一个国家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以后，国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渐饱和，而国际上的贸易伙伴也越来越难接受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和国际的市场扩张都越来越难。在这个时候，怎么才能继续卖得好呢？作者认为这就需要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引来一次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让城市生活方式相比于农业生活方式开始在社会里占更大的比重，因为城市生活方式是工业品最主要的需求来源，是制造业投资的最可靠的收入预期保障。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张和不断升级同时也是对工业品数量和品质的需求升级。作者指出，与国际化相比，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仍然偏低，虽然有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大多不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整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是落后于工业化的，而这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潜力。未来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在城市安家，进入现代化城市生活，进一步实现市场规模扩张，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发展制约的一条重要路径。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经济转型期的宏观经济特征。提到宏观经济，你可能会想到GDP、经济增长等指标，但作者在这里讨论的是中国在转型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及如何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而宏观经济波动理论则更关注当前的经济状况，核心是如何使经济运行尽可能接近潜在增长率，避免过热或过冷。作者指出，进入转型期后，中国经济的冷热交替特征发生了变化，虽然冷热交替仍然存在，但热的时期变短，冷的时期变长。这里所说的冷热指的是通货膨胀，当需求持续大于供给时，就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市场供不应求，宏观经济总体过热。然而，从2013年到2019年，即中国进入从制造到服务业的转型期后，市场供大于求，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种难以过热的周期特征。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过了工业化高峰期后，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新挑战。关于总需求不足的证据，本书特别关注广义信贷增速的下降，广义信贷包括银行向企业和个人提供的贷款以及证券投资等业务，广义信贷增速下降实际上反映了人们银行存款和金融资产增速的下降，即人们手中的钱增长变慢，从而导致社会总购买力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广义信贷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部门信贷增长的大幅放缓。具体来说，随着工业化高峰期的过去，国内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如能源、化工、钢铁等的增速大幅放缓，相关信贷也随之放缓，这表明过去推动信贷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居民部门信贷扩张仍保持较高增速，政府部门也增加了债务，但总体的广义信贷增长仍不足以维持原有的通胀水平和产出水平，导致总需求不足。

  那么，如何应对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呢？国家通常有两种主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外，面对总需求不足，通常会采用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然而，中国在2012年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后，虽然也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并未过度依赖低利率政策，相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即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提升广义信贷和总需求。基于这些内容，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三难选择，保增长、防风险和稳房价。在经济结构转型期，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种常用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很难同时兼顾这三个目标。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选择的是保增长和稳房价目标，主要通过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来刺激总需求，然而这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妨碍了防风险的目标。后来，当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过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时，中国选择稳房价和防风险作为目标，加大了金融部门去杠杆和治理地方隐性债务的力度，有效防止了房价上升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升，但同时牺牲了保增长的目标，导致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力有所下降。长期来看，这个三难选择是有解的，解法是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以外的更深层的改革逐渐消解总需求不足这个约束条件。作者列举了一些具体措施，如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释放都市圈成长潜力、释放金融市场服务风险投资的潜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这些举措能带来新的信贷增长，改善需求的同时提升供给，帮助我们走出三难选择的困境。然而，作者提醒我们，推进这些改革措施并不容易，因为背后存在一个最难解的深层挑战，观念。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但观念是慢变量，虽然它时时刻刻都在细微变化，但要追上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的步伐还是很难的。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之前在高速工业化时期积累的很多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但他们仍然在当前经济生活中有较大影响。比如在过去主流的物质价值观下，大家都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衡量结果好坏主要看效益，并围绕效益设计了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近年来，政府虽然已经越发紧迫地感受到需要在环保、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做出改善，并积极进行了各种尝试，但现阶段的很多改革措施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寻找缺口、渐进的推进，还有一些则需要等待更成熟的时机和观念环境。

  好的，以上就是《从制造到服务》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总的来说，作者张斌通过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并与国际经验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大约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的高峰期，之后一直处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消费升级是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要动力。在转型期，尽管中国工业部门的总体规模扩张放缓，生存压力增大，但在质量上仍在持续提升。作者认为，凭借规模优势，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料冠军。然而，由于转型期中国存在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这可能导致制造业的市场扩张受限。在宏观经济方面，作者将我们当前所处的现实环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经过工业化高峰后，随着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总需求不足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新难题；第二层是政策和制度变化，在这个层面，我们面临的是短期内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以及中长期的结构改革需求；第三层是观念环境，作者认为市场变化的步伐很快，而观念则是慢变量，许多在高速工业化时期积累的观念和设计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已不再适用，当前的结构改革措施需要突破以往观念的束缚，寻求边际上的突破。综合上述环境，作者在最后补充说，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一股要求变革的巨大力量，它给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带来了淘汰压力，也给以往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这一阶段，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处于相对脆弱的阶段，稳定总需求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减少弱势群体在经济遇冷可能受到的伤害，也是出于对市场自发成长的保护。除了稳定总需求以外，你会发现中国在宏观、政策、社会治理的其他多个方面都体现出了稳定这个大基调。之前我们整个社会是在奔跑着追求增量，但进入转型期、成熟期之后，保持平稳过渡就变成了一条必经之路，这是2024年到未来五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中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关于这本书，我摘录了几句本书的精彩文稿，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是普遍现象，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大城市凭借其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

三、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不仅是一场经济结构的变革，更是一场社会文化的变革，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

  好啦，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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