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

峭壁边缘总是危机四伏、进退两难。

此时，一声英雄的怒吼，往往会瞬间扭转乾坤。

亨利·保尔森为我们讲述了金融危机背后的故事，即将与您分享好书《峭壁边缘》。

相信所有人都还对2007年掀起的那场金融危机历历在目，其波及范围之大、危害程度之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直到2009年，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可是仍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特别是中国经济承受着低增长、高通胀的严峻挑战。

金融危机是消退了，可是你是否知道它是怎么消退的呢？你又是否知道在这消退的过程中，哪些人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最终才能力挽狂澜呢？

现在我们就要来品读一本书，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一个曾经站在金融危机抵抗战最前线的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峭壁边缘》，而这个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亨利·保尔森。

亨利·保尔森，1940年3月28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1970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保尔森一脚迈进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1974年的水门事件后，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82年升为合伙人，1988年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的主管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对，他就是那个金融行业响当当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保尔森。

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集团逐渐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在此期间，保尔森不仅连夺证券承销大单，还引领高盛进入商品市场，成为商品期货的最大炒家之一。

2006年，保尔森上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弃商从政，这可谓是实现了他人生的华丽转身，也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巅峰。然而很快，一个巨大的考验就接踵而来，那就是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

《峭壁边缘》这本书正是保尔森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他是怎么加入到这场金融危机的保卫战中的。他在书的序言中就说到：“在本书中，我尽我所能地讲述了我在那段时期的行动和行动背后的想法，也尽我所能地展现了危机爆发的那种令人乍舌的速度。我想，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和我是如何齐心协力地度过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说到经济领袖们在应对一场危机时的相互信任，我们三个人这样好的例子不会有太多。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时期，我们的团结成为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尽管我会尽力去反映每一个参与者所做出的贡献，但本书的主角却是我，以及我在财政部的那支才华横溢而又无私奉献的团队。我是一个天性坦诚的人，我会尽力讲述不加修饰的真相，我是怎么看的，我就怎么说。”

也正是由于这本书如此真实、如此震撼，它刚一问世，就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以及亚马逊书店的畅销榜上名列第一，同时获得了来自各方的赞誉。《华尔街日报》就评价说：“保尔森先生在这本书中坦率地承认，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并不是真正来自于详细的分析，而是来自对危机的恐惧。”《华盛顿邮报》也评价说：“保尔森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接陈述此次震惊寰宇的金融危机，毫无匿名之避讳，毫无随意的发难，而且这本书依旧是色彩纷呈，并且细致入微。”

在中国，《峭壁边缘》一书也获得了众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强烈推荐。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就意味深长地评价说：“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留给这个世纪的最重要的话题，肯定不再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金融的脆弱性，而是我们如何拯救即将坍塌的金融系统。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已有的信仰、教条、理论和制度，涉及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平与正义以及法律和宪政。拯救危机行动中的主要人物、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这部回忆录，为我们披露了华盛顿高层以及他本人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进行了不为人知的辩论、妥协、决策和行动的内幕，让人大饱眼福。”

听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对《峭壁边缘》一书兴致勃勃了吧。那么，下面我们就随着美国前任财长亨利·保尔森，体验这段最真挚的人生记忆，观看这场最真实的金融海啸，了解世界金融的沉浮，感受全球经济的冷暖。

保尔森最早接触政治是在哈佛商学院。和所有海军预备役学员一样，他本应该在军舰上度过暑假，可是他为了接触女友温迪，冒昧地给海军部长办公室打了电话，最后找到一个名叫特纳的上尉。他向特纳提出，希望在常青藤联盟各大学进行对海军预备役的一项研究，特纳同意了。因此，那整个夏天，他都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中度过，并且还向温迪求了婚，两个人在八个星期后正式结婚。

第二年春天，保尔森在哈佛毕业，来到了华盛顿，在国防部的研究部工作，专门为国防部的一位助理部长做特殊项目研究。不久之后，保尔森进入了白宫国内事务委员会，当时是1972年，越战刚刚结束，尼克松总统在上一年结束了美国的金本位制度，经济上压力颇大。保尔森当时负责的是税收政策、少数民族和小企业最低工资问题。在此期间，他与一位叫做卢·恩·格曼的律师合作，并在对方的带领下，于1972年掌管了联邦贸易委员会。1973年初，他成为了财政部的联络官，可是好景不长，水门事件结束后，作为与尼克松有亲密关系的幕僚，他被迫离职了。

接着，保尔森选择进入高盛投行，因为他希望在中西部发展，而且投资银行能让他接触到各种不同的项目。这个优秀的团队让他明白，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很重要。保尔森的工作很卖力，他拼命地争取到了一大批客户。与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保尔森通常使用社交活动来完成，他用一种直来直往的作风，为客户讲解一些从投资银行角度做出的建议，比如企业竞争、海外竞争，甚至管理人员的素质。在当时那个杠杆收购颇多的年代，他也为客户提供了很多防御恶意收购的建议。渐渐的，保尔森的业绩让他进入了管理层，加入了几个战略委员会，之后成为高盛的CEO。

在他担任CEO期间，高盛成为了上市公司。在1998年，大量公司都因爆炒俄罗斯债券而损失惨重，很多公司被迫出售资产以自保，可是在保尔森的带领下，高盛的资本收益率竟然达到了12%。不仅如此，在互联网泡沫和九·一一事件带来的熊市面前，高盛依然屹立不倒。在保尔森的带领下，高盛员工也由之前的1万5000人扩大到2万4000人，净利润从26亿翻了一倍多，达到了56亿。

2006年7月，保尔森出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到了2007年8月9日，亨利·保尔森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骤然降临，这场危机源自大家事先都没有料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保尔森回忆道：“那天早上刚过七点，我就接到了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的电话。”保尔森得知，欧洲市场陷入了混乱，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已经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而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不仅如此，随之而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揪心，由于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948亿欧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后的贷款还要多，而美国的市场也已经陷入衰退，那个星期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猛降400点，创造了5年以来第二大单日跌幅，一场暴风雨正在逼近。

现在回想起来，这场危机其实蓄势已久。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导致分析师们所说的不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造成了大规模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简而言之，美国正在以一种入不敷出的方式生活着，因为他们靠的是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美国经济的危机，被一种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了，这种繁荣一部分是由低利率造成的。房市泡沫的源头是次贷危机的膨胀，信用等级较差的借款人获得了更多的贷款，将房屋拥有率推高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泡沫经济却让美国忽视了一条纪律——把房子卖给能支付得起银行贷款的人，购房者要有办法为他们购买的房子买单，而贷款人要确保购房人会这么做。现实却是，低利率导致人们采取各种投机行为，不惜风险过度举债，还包括彻头彻尾的欺骗，这最终导致借款人发现借款余额超过了房屋价值，于是他们不再还款。而保尔森也是这时才发现，住宅抵押贷款的产生和销售方式的变化，在当今的新型金融系统中，已经令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受到的潜在威胁急剧放大，他将这些企业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都置于了可怕的境地。

不过危机来势汹汹，保尔森却临危不惧，展现出让人信服的领导力。他说：“我在2006年7月就任财政部长时，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大金融机构倒闭，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新鲜了。我曾亲眼见证过剧烈的市场动荡，也见证了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德崇证券、所罗门兄弟公司以及其他银行崩溃或近于崩溃。除了储蓄和贷款机构崩溃之外，这些瓦解一般都集中在单个金融机构，比如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著名的对冲基金就陷入了危机。”

2008年3月13日早晨，保尔森在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了一次演讲，但按照保尔森的原话说，他并不期待那次演讲。他的目的是公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并就房贷的产生和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场外衍生品等各个领域提出政策建议。听起来有点过于专业，简单说，保尔森提到的那些金融衍生产品，其实都是从房地产保险演化出来的。保尔森认为，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结束时，就妄谈防范未来的措施似乎为时过早，但尽管他想取消这次演讲，他却担心市场会因此嗅到血腥的味道，引起更大的骚乱。

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压力最大的公司是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它的股价在一个星期内猛跌15美元，但每100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成本却由31.6万上升到61.9万美元，几乎翻倍。在这时，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美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可以用这些国债做担保进行融资。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一天延长到了28天，但这一举措并没有让市场平静下来，结果恰恰相反，人们反而通过这一举措猜测到了形势的严峻，反而更加人心惶惶。历史上美联储很少采用这么极端的救市措施，所以投资者觉得危险真的来了，而贝尔斯登公司也似乎必死无疑了，因为一旦流动性的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会瞬间蒸发。而在一星期之初，贝尔斯登原本还有180亿美元的现金，如今只剩下2亿，根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撤资要求，而且也没有一个交易伙伴愿意再借钱给贝尔斯登。保尔森因此感悟到，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他们会死得非常快。

在这个关头，市场期待贝尔斯登被拯救，如果没有任何行动，立刻就会天下大乱。因此，保尔森认为必须为贝尔斯登找到一个买家，可是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愿意收购这家公司。保尔森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让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在美联储的帮助下买下贝尔斯登。最终，他们发誓以最小限度的政府协助为代价，让摩根大通购买贝尔斯登。美联储决定专门出资一个特殊目的公司，来持有并管理贝尔斯登中那些摩根大通不想要的资产，摩根大通这才批准了这一交易。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由于摩根大通决定仅以每股两美元的价格进行收购，这一报价激怒了贝尔斯登的股东，他们认为对方完全是在趁火打劫。在政府出面的拯救下，贝尔斯登的股价终于逐渐升高，最终被摩根大通以每股十美元的报价收购下来。

现在情势终于有了一点好转了，能有摩根大通这样一个买家，况且它能通过担保贝尔斯登的交易负债，来保护公司的经济价值，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贝尔斯登请客覆灭的例子，凸显了美国金融系统监管构架中的许多缺陷。多年以来，银行、投行、储蓄机构和保险公司等诸多种类的金融企业，都开始彼此渗透，涉足对方的领域，他们所设计和出售的产品变得无以复加的复杂，而且大型金融机构之间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被复杂的信用安排绑在了一起。

作为读者，我们通过这个例子领略了金融危机的可怕、市场的冷暖变化，也从中得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教训。基于这个教训，保尔森呼吁实现金融监管系统的现代化，并希望创造三个新的监管角色。第一个是商业行为的监管者，他将集中致力于消费者的保护；第二个角色是审慎监管者，负责监督那些享有明确政府担保或支持的金融企业的安全性和合理性；第三个监管者将得到广泛的授权，有能力处理任何对金融稳定性构成威胁的局势，而这一宏观稳定调控者的角色最终可以由美联储来担当。

然而，尽管贝尔斯登勉强渡过了难关，这场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不久之后，比贝尔斯登实力更强的投行雷曼公司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雷曼的股价正在向一位数靠拢，而他之前和韩国开放银行的谈判也已经破裂，雷曼的股票暴跌，一切似乎都在预示这家庞大的金融机构正在走向灭亡，而人们都看不到清晰的解决方案。如果雷曼不能像贝尔斯登那样找到一个买家的话，他就必死无疑了。

在保尔森的协助下，雷曼开始和美国银行谈判收购事宜，对方表示，如果雷曼也能以一种类似贝尔斯登那样的方式把商业房地产资产剥离，美国银行也许会愿意买下雷曼。但保尔森却很明确地表态，不能再投入政府的钱了。美国银行希望美联储能以某种方式放宽他们的法定资本要求，但美国银行的直接监管者里士满联邦储蓄银行却一直在对美国银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重做注资计划并削减股息。美国银行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解决与美联储的纠纷，这个方案表面上很合理，但如果不事先解决与美联储的分歧，美国银行又怎么能够购买雷曼，进一步降低他的资本充足率呢？所以说，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在之后的讨论中，鲍尔森再次强调，这场交易不会有政府资金的参与，因为唯有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让买家给出最佳的价格，才能让整个行业做好参与任何解决方案的充分准备。同时，所有人开始设计最坏的打算，那就是雷曼找不到买家，政府没有权利注资，也没有对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停业清算的法定权利。然而，众所周知，雷曼的倒闭必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他的总资产在6000亿美元左右，无论是规模还是内在关联的复杂程度，都不是贝尔斯登可以比拟的。如果雷曼申请破产，局势就将会失去控制了。

然后，负责研究救援计划的队伍开始分成小组，分别负责不同事项，包括查看雷曼的账簿，对有毒资产进行鉴别和估值，或是设计一个交易机构，让行业财团能对这些财产的购买提供资金支持，并吸收相关的损失等等。最终他们发现，雷曼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已经相差了200亿美元，这导致收购公司的CEO不得不去考虑如何才能填补这个大窟窿，另外还有什么其他不良资产需要他们承担。最终结果是，包括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放弃了收购雷曼，而雷曼最终宣布了破产的消息。

与此同时，著名投行美林也被美国银行收购，而通用电器也遭遇危机，往日繁荣的华尔街已经不复存在。保尔森认为，雷曼破产的唯一好处在于，他让那些政治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场危机的最初阶段，保尔森就已经在寻求政府直接对金融机构注资的权利，而且他不想让这一权利受到任何金额上的限制，因为这会让人误以为政府已经算清了潜在损失的规模。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在参议院面前强调，权力越大，用到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你口袋里有一把玩具手枪，你可能早晚会把它掏出来，但如果你有一支火箭筒，而且人们也知道你有火箭筒，你也许就不会用到它了。”

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保尔森知道财政部必须快马加鞭，采取新的举措，但他们也只能小步前进，随时调整，因为每次政府介入，都可能造成市场的重大扭曲，而脚步越快就越容易走错。

在新的一天早上，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项目，用以支持流动性稳定市场。美联储发布了一项叫做AMLF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联储将向存款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发放无追索权贷款，为他们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高品质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提供融资。这一天的财政部办公室一直不得空闲，保尔森已经通知国会必须加快立法，授权政府介入购买不良资产。经过周密的协商，政府最终决定花费7000亿美金购买不良资产，其中包括抵押贷款和支持证券，这些资产可以按市场机制作价，并如反向拍卖，由卖方而不是买方出价，一旦购买，他们就交给私人资产经理管理，而收益进入财政部的一般资金，让美国纳税人受益。

此外，美联储也在努力出台新的支持计划，促使摩根士丹利等公司变成银行控股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由美联储监管，比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更让投资者放心。可是这只是备用计划，保尔森不相信这么做足以拯救这些大型投行，除非他们也能从战略投资者那募集到资金。但现实却是，在持续的市场恐慌中，两大投行都找不到信誉有保障的投资伙伴。

最终，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计划得到了通过，保尔森也终于证明政府可以承诺不会让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无论是不争气的AIG还是过于脆弱的花旗集团。到了9月21日晚上09:30分，美联储最终批准了摩根士丹利变成银行控股公司的申请，保尔森在书中的原话是：“我所了解的华尔街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在以上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拯救金融危机早已不仅限于市场行为的范畴了，他明显已经成为了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而在当时，美国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奥巴马和麦凯恩的总统大选，这一事件不得不让金融危机的政治问题更加敏感。

在总统竞选进行的最为激烈的时候，政客和公众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他们希望政府的举措不仅可以用来拯救银行，而且也能扭转经济衰退，缓解日益严重的房产指数大潮。保尔森所服务的共和党政府一向反对的正是政府权力的扩大，因此在参议院中就出现了共和党议员大规模反对共和党政府议案的现象。纽约州检察长高调调查了AIG的企业开销，其中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在接受了财政援助后，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豪华海滩度假疗养，这一事件立马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抨击。当时还是候选人的奥巴马也对保尔森说：“你们肯定会把事情搞砸。”

其实保尔森也很清楚，任何不谨慎的言论都可能毁掉救市计划，而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他们此时鞭挞华尔街大亨的贪婪，一定会深得选民的欢迎，因此他们都很乐意这么去说。但保尔森几乎每天都会同这两位总统候选人通话，确保他们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讲时，要谨慎对待这项庞大的计划。

面对民众的怒火，保尔森说：“我理解很多同胞对紧急援助充满怨恨和愤怒，但是危机并没有动摇我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信仰。”不仅如此，他认为自己的团队已经替美国赢得了对危机的胜利，他说：“我们曾濒临崩溃边缘，但是没有倒下。”

此外，为了平息民愤，保尔森认为企业高管们应该设计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接着，他又亲自敦促这些银行就赔偿、借贷以及分红等事制定一套政策之道，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注入资金的几大银行，还适用于所有的银行。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市场的状况也急转直下，欧洲银行摇摇欲坠，信贷市场死气沉沉，股市急剧下挫，至关重要的商业票据业务也几近瘫痪。而在欧洲首脑峰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并没有如期望中那样制造出让市场稳定下来的团结氛围，与此相反，针对应该采取多大力度的措施来支持各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与会者们争论不休。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向个人存款账户提供担保，算起来，这项计划将影响多达1万亿美元的储蓄。然而，这项计划却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他们担心默克尔这个以邻为壑的政策将会引发多米诺效应，有可能破坏整个欧洲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因为一旦有一个国家提供担保，各国都不得不跟着出台自己的担保计划，防止资金流向更安全的国家。过不了多久，美国也要被迫跟随大流了。

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是冰岛，这个只有30万人口数量的国家，商业银行却扩张的十分激进，以至于他们的资产规模比冰岛的GDP还要大数倍，而也正因如此，现在冰岛正面临着严重的债务违约危机，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流动性的饥荒，同时也使欧洲形势雪上加霜。

针对这种情况，2008年10月10日，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上，七国集团一致认为，当今局势要求大家采取紧急而又超常的行动，为了支持全球经济的增长，大家将会继续精诚协作，稳定金融市场，并恢复信贷市场的活力。此外，他们还制定了五条方案，内容包括防止金融机构倒闭、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各国的储蓄、保险和担保计划保持力度和连贯性。五项方案出台之后，会议成员的焦虑终于一扫而空了，大家在突然之间都恢复了信心，也清楚了前进的方向。

到了10月14日，事态终于有了好转，美国九大银行已经同意接受政府125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欧洲领导人也已经提出了解决银行体系问题的方案，而且没有哪家重要的机构存在濒临倒闭的迹象。

不过，新的问题再次出现了，除了那些华尔街的巨头之外，现在全美国的工业巨头们也都开始翘首等待来自政府的救助。当通用电气的CEO第一次对保尔森说，通用电器的短期债券碰到了一点问题时，保尔森就已经感觉到了巨大压力，如果这家美国商业偶像级的公司都会碰到资本流通的问题，那么显然所有公司都可能会碰到。而在这些问题公司中，尤其以那些底特律的汽车公司们为甚。民主党的参议员们已经在说，为什么政府可以救助那些华尔街上奢侈的金融大亨，却对普通的工人们置之不理呢？之后围绕通用汽车的救助问题，也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2009年1月16日，是保尔森在财政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说：“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感伤的人，虽然我们财政部团队经历了真正的患难友情，他们似乎期待有一番难忘的告别，但是我简单的告诉他们，我从不会因为要继续前进而感伤。”

保尔森离开财政部时，这部经济危机的连续剧仍未结束，但至少他们已经成功躲避了体系崩溃的危险。虽然政府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一些举措备受争议，但他们的确阻止了更加惨重的灾难，这些灾难只会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痛苦。

这就是保尔森以美国财长身份处理金融危机的大致过程，同时也是他在《峭壁边缘》一书中提到的主要内容。

在全书的末尾，保尔森从这场巨大灾难之中总结了几条经验教训，他认为美国经济结构失衡是危机的根源。其次，美国的监管制度仍然十分不健全，已经不适合当今的时代和形势了，制度与金融革新不同步，就没有能力去适应不断演变的全球资本市场。在此，金融系统包括太多的杠杆，这体现在资本和流动资金等缓冲措施的不足上，大部分杠杆被嵌入在非常不透明并且高度复杂的金融产品中，流动资金不足比资金不足更可怕。最后，居于世界前列的那些金融机构规模过于庞大，结构过于复杂，这对他们自身构成了巨大的风险，同时也容易产生多米诺效应，威胁到整个经济体系。

在最后，保尔森也表示了自己对市场的信心，他说：“如果我们还有紧迫感，如果国内外都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市场会调整，并继续呈现过去25年的积极态势，高效、监管、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能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必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以上就是《峭壁边缘》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不知道你是否从中体会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可怕，以及保尔森等人力挽狂澜的魄力呢？我们希望你在领略过这本书后，会对市场经济拥有更客观、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利用这本书中的知识，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更有自信与智慧。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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