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经济危机下生存的退路，摊贩如何参与社会经济重

  你好，今天我们聊《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这本书。里头讲到的摊贩啊，就是我们在城市各个角落经常能遇到的那些摆路边摊的朋友们。要说城市里的居民对他们也是又爱又恨，爱的原因挺直接，摊贩们提供了好多方便，比如早上赶公交的时候能快速买到早餐，或者逛街时淘到物美价廉的衣服，晚上饿了还能找到宵夜摊。这些小摊小贩大大简化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话说回来，他们有时候也会给城市的环境带来困扰，比如说影响了街道卫生、占用车道、影响交通，有时候可能还会引起一些治安问题。

  不过呢，这个情况并不是只有咱们中国才有，世界上其他很多大城市，像纽约、巴黎、孟买、东京、里约热内卢，摊贩随处可见。它们出现在城市中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这本书就深入地分析了摊贩出现的背后原因，为什么摊贩对我们来说既重要又让人头疼。

  这本书的作者是黄耿志，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致力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他搜集了海量的第一手资料，还参考了国际上的很多理论和实践经验，仔细研究了城市摊贩这个群体。

  接下来，我们分三部分来探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摊贩在社会经济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咱们再分析一下摊贩出现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况。第二部分，我们讨论摊贩给城市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及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第三部分，我们以纽约、新加坡等国外的摊贩管理模式为参照，来讲述我国地方政府对摊贩的认知和管理是如何产生变化的。

  好的，我们先来聊聊摊贩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吧。经济学上，把社会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大块。正规的比如说政府部门、国企、私企和各种商家，他们是社会经济的主力军。那剩下的像家庭作坊、自由职业者、乞丐呀，还有我们的摊贩们，这些都属于非正规的一部分。城市摊贩就在非正规经济里头。但是呢，虽然听上去城市摊贩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的比例不大，2010年的时候，全中国就业人口里只有5.2%是摊贩，和正规个体私营经济相比，也就17%的规模。但是别忘了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这个比例转换成实际人数，感觉就截然不同了。当年全国的城市摊贩人数在1664万到1949万之间，平均下来大概1807万人。如果把农村的摊贩也算上，那数字就更大了，能达到3500万，差不多等于2017年北京加上深圳的常住人口总和。大多数摊贩还都集中在城市里头，为什么城市会成为摊贩们的聚集地呢？

  国际上普遍的看法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但是正规的就业岗位有限，供不应求，这部分人就转投非正规经济了，包括摊贩在内。这个解释在国际上得到了印度、拉美等地的实际验证。可在中国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城乡二元制度，人口流动被限制得很死。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改革开放之后，政策放宽了，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寻找机会，可是很多人因为学历、技能或者社会网络的限制，只能从事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比如搬砖、打杂或者保洁。但还有一些人，连这种农民工的机会都抓不住，只能最后选择在街头摆摊为生。

  不过，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观点，他发现这种普遍的解释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有两个前提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个是国际主流认为摊贩主要来自农村，而作者的研究发现，其实很多摊贩是城市里的居民。第二个是国际主流认为农民变摊贩主要是因为找不到工作，然而按理说，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随着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摊贩数量应该是越来越少才对，但在中国，情况却反过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摊贩的数量反而在逐年增加。这说明在中国，摊贩的出现有着特殊的社会经济原因，不能就此简单一概而论。

  为了深入挖掘这个问题，我们书里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按照摊贩的财务状况和社会地位，把他们分成四大类，逐个分析他们为何选择了这条路。第一大类是农民，他们因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进城。数据显示，国家在农业上的投资比重从1978年到2006年间，减少了5.58个百分点，这造成了收入差距的加剧，2012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是农村人的三倍多。这本书成书较早，没有2024年的数据，但我相信这个差距并没有缩小。这样的差距让农民觉得种地根本挣不到钱，所以他们只能挑担子进城，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当然了，并不是每个进城的人最开始都直接去摆摊的，很多摊贩之前做过建筑工、清洁工、服务员等工作，但因为收入太少，还经常收不到工钱，所以他们最终决定自己摆摊。像一个河南来的摊贩，说他在广州的餐厅洗菜，一个月才赚个八九百元，干了两年也才涨到1100元，还有人在北京做建筑工，老板经常拖欠工资。相比之下，虽然做摊贩收入不稳定，但至少不会有人拖欠他们的辛苦钱。

  再有，打工有时候规矩太多，对家庭生活影响挺大，尤其是像那些有家室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女性摊贩，他们要照顾家里老人小孩，工厂的规章制度很严，迟到、早退、请假都是要扣钱的。来自广西的一个女摊贩说，她之前在印刷厂工作，挣得还行，但因为没人帮忙看孩子，只好辞职了，摆摊相对自由，想啥时候干啥时候休息都行，这对需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吸引力。还有些摊贩是因为觉得打工没啥晋升空间，很多农民工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很难通过提升技能或者变成管理者来改变现状。有的人在工厂里工作了好几年，一直都是普通工人，觉得没啥前景就辞职了，他们成为摊贩，更多的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意，想要寻求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别无选择。

  第二大类摊贩，是那些因为国企改革而下岗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企开始改革，很多效益不好的企业就私有化或者破产了，导致大量员工失业。在1997年到2005年间，下岗的就有2200万人之多。虽然政府帮忙了将近2000万人重找到了工作，但还有200多万人没着落，很多人只能摆摊。像一个湖南的摊贩，就说他在国企工作的地方倒闭了，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只能来广州摆摊。除了国企员工，私企的员工也有同样的风险，他们因为技能和年龄的限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选择了摆摊。还有一些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比如残疾人、拾荒者、流浪者，他们通常找不到正式的工作，也加入了摊贩这个大家庭。一个湖南的年轻人就说，因为残疾找不到工作，只好来广州摆摊。

  第三大类是那些曾经有店面的小商人和那些想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房租太高或者其他困难，不得不关闭店面，转行摆摊。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以前在市中心有个小卖民族工艺品，租金太贵，最后只好在街上卖。还有些人因为没钱没经验，也是从摆摊开始试试水。

  最后一大类是那些收入少得可怜的底层工薪族，单身时挣得少还勉强能过，但一旦有了家庭，就得需要额外的收入，摆摊就成了一种他们能操作得来的额外收入方式。例如，有位女士在服装店上班，工资只有两三千，勉强够自己和两个女儿活，攒不下钱，所以她也去摆摊，希望能给孩子攒些学费。

  这四类人群是城市摊贩的主力军，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地位来看，这几类群体都有相似之处，它们通常都在社会的底层，可能曾经是农民、下岗工人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收入不多，甚至没有收入，社会给予的尊重有限，向上爬的通道也不多，他们选择摆摊大多是为了生存。其次，虽然他们的情况相似，但成为摊贩的动机各不同，有的是对现有工作不满意，有的是为了积累经验和资本，有的则是没有其他选择了。

  理解了这两个结论，我们就更能领会城市摊贩群体的社会意义了。首先呢，摊贩群体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拿2010年来说，中国的城市摊贩人数超过了1800万，这比那一年的大学毕业生还要多三倍呢。想想，如果这些人全都靠政府的帮助生活，那社会的压力可就大了。摊贩的存在不仅帮助这些人摆脱了依赖，还能通过他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摊贩们还有个重要的社会作用，那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性。想象一下，如果农民进城找不到活干，下岗的国企员工心里怨气冲天，收入低下的人感到彻底绝望，这对社会的安全可是一大隐患。但摊贩通过自己的勤劳工作，至少让自己的生活有了保障，间接的帮助维持了社会的和谐。摊贩还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根据作者的研究，广州的摊贩主要卖的是水果、蔬菜、餐饮、小食和饮料，这些就占了他们销售产品的46%以上，其他的还有服装、玩具、手工艺品、生活用品、电子产品等。可以说，城市摊贩就像是移动的超市，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但摊贩确实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他们占用了公共空间。摊贩没有固定的店面，经常就摆在街上，虽然一个摊位占的地方不大，可是加起来的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多。试想一下，在市中心地价昂贵的地方，突然冒出45个足球场来，这会是什么景象。所以，当公共空间被摊贩占据，对两类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一类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走路不方便，摊贩们还会妨碍交通，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更别提那些烧烤摊油烟滚滚，还有噪音污染，那真是让人受不了。这样的情况下，矛盾就容易产生。拿彭浦夜市来说，他曾是上海很出名的夜市，一到晚上，小吃摊和衣服摊就摆满了街道，热闹的很，他的名声甚至吸引了外国人专门来体验。但对那里的居民来说，夜市带来的喧嚣、混乱和脏乱，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居民们不断投诉，要求整顿，跟楼下的摊贩也发生过好几次冲突。结果在2013年底，政府决定关闭彭浦夜市，他也就此消失了。摊贩对于拥有店面的正规商户来说，也是个问题，他们得办营业执照，交房租还得交税，而摊贩几乎不用负担这些，如果卖的还是相同的商品，摊贩能把价格压的更低，正规的商户觉得这就是不公平竞争，身为合法经营者，他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政府应该管管摊贩。

  地方政府对摊贩也头疼不已，一方面，摊贩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对正规商户的生意也有影响，还有摊贩占用城市的公共空间和食品安全无法监管等问题，这些都增加了政府的管理和执法成本，摊贩聚集的地区，基层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另一方面，摊贩来自五湖四海，流动性强，容易带来治安问题和安全隐患，而且摊贩卖的大都是便宜货，对经济发展帮助不大，也没法升级，地方政府觉得摊贩的存在让城市形象和生活品质都受损，对招商引资也不利。

  这种城市和摊贩之间的矛盾，并不只有中国有，在发达国家也很常见，可以说是个全球性问题。那解决起来要怎么办呢？基本上有两种模式，纽约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我们先说纽约模式，法学家蔡宽永在他的文章《中国城管能从外国学到什么经验》里介绍了纽约的做法。从早在1691年，纽约就有法律规定限制摊贩的活动，到了1707年，摆摊被全面禁止，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末，很多欧洲移民来到美国，纽约成了他们的主要落脚点，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就不顾禁令摆起了摊。到了1922年，数据显示，纽约的摊贩大多数是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他们大多是移民，消费者也都是移民，因为移民的消费能力有限，正需要摊贩的便宜货，所以纽约的街头经济实质上是移民经济。那时候完全禁止摊贩已经不现实了，政府就从严禁转向严管，一方面打击街头摆摊，另一方面尝试建立室内市场，想把摊贩变成市内商户，但这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摊贩们还是经常出现在街头，跟城管玩起了躲猫猫。特别是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很多工人、白领、公务员都失业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开始摆摊为生。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还坚决取缔摊贩，那就既不人道，也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纽约市政府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政府严管摊贩的初衷并没消失，1979年，纽约出台了一项新的管理办法，规定摊贩必须持官方发放的执照才能合法营业，但这执照发放的数量相当有限，只有853张，考虑到纽约庞大的人口规模，这点执照显得杯水车薪，而且这些执照还优先考虑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士，普通人几乎没机会拿到。这种政策长期受到社会的批评，但纽约市政府拒绝放松，一意孤行。1998年，市长朱利安尼宣布要清理街头摊贩，激发了摊贩们的集体抗议。1999年，一桩因街头销售小商品而引起的致命事件，加剧了社会的抗议情绪。尽管如此，纽约市政府并没收，继续其清理行动，事件中的警察也未受到任何处罚。纽约市政府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他们认为摊贩损害了城市形象，降低了市场质量，妨碍了资本的注入和扩张，因此对摊贩的数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无证摊贩被严查。这种做法得到了中产阶级、企业家和金融家的支持，对于市政府来说，这些人的利益和看法是最为重要的。到了作者写书的时候，纽约的摊贩执照数量虽然增加到了3100张，但跟870多万的常住人口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尽管摊贩数量有所增加，纽约市政府并没有放松对未经许可摊贩的打击。

  另一方面，新加坡处理城市和摊贩之间矛盾的做法就显得宽容很多。新加坡也曾面临摊贩无处不在，给城市管理带来的头疼问题，从1971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就着手建立了摊贩中心，这些中心配备了完善的水电设施，通风和卫生条件都得到了保障，政府还提供了租金补贴，吸引摊贩搬进去。截至1988年，新加坡建立了180多个这样的摊贩中心，发放了超过2万3300个摊贩执照，街头摊贩问题基本上消失了。虽然新加坡的人口远少于纽约，但合法的摊贩数量却是纽约的78倍，这说明新加坡的做法是想把摊贩纳入到城市经济和管理体系中，以统一的方式承认和管理他们。

  中国的城市摊贩管理模式，也经历了从纽约向新加坡模式的转变。最开始，我国几大城市对摊贩的态度和纽约相似，以排斥和取缔为主。比如作者的研究提到，1996年，广州市政府通过新条例规定，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不按规定改正的，罚款数额在50~200元之间。到了2007年，广州建立了全面的监管体系，包括城管巡逻、电子监控和综合执法等，通过网格化监控，对聚集街道的摊贩进行定点清除，实现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广州的做法也并不是孤立，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十几年里，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全国各大城市都在积极清理摊贩。但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摊贩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仅仅靠取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如果执法手段过于强硬，很容易激起摊贩的反抗，严重时会引发公开的冲突。比如根据广州城管部门公布的数据，2005年到2009年间，仅在广州，摊贩暴力抵抗执法的事件就发生了2万6000次，导致了1679名城管受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市民对摊贩有很多不满，但一旦暴力事件曝光，社会舆论往往会站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摊贩一边，谴责城管的过激执法。例如，在2006年发生的崔英杰案件中，北京一个摊贩在和城管的冲突中刺死了一名城管队长，但是事后的调查揭示出，崔英杰一直是模范学生，摆摊期间也是有礼貌的，公众的同情几乎完全倾向于他，认为是城管的粗暴行为激怒了这位原本温和的人，最终导致了悲剧。但需要强调的是，涉及暴力的事件其实是极个别的，他们只是因为能够引起广泛关注而被人记得。根据作者的统计，超过90%的摊贩并没有和城管发生过直接冲突，他们更多采用的是一种软性的对抗策略，也就是看到城管来了就撤离，等城管离开再回来，摊贩们将这种策略称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所以，强制性的取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而且无法得到社会主流的支持，还会损害执法者的声誉。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开始寻找新的管理办法，可以总结为疏而不堵、疏堵结合。这个策略的基本思路是，把城市的空间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区域内禁止摆地摊，而另一部分区域在获取执照后，允许摊贩经营。允许摆摊的区域通常是人流较少的地方，比如居民区周围或菜市场，以保障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虽然这种做法在执行中仍面临挑战，根据作者的调查，摊贩对政府规定的特定摊点区域表示出几方面的不满。首先，他们担心摊点区域人气不够，因为对摊贩来说，人流量是决定生意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政府通常在人流量大、秩序需要维护的区域禁止摆摊。其次，摊贩感到缺乏灵活性，他们的主要客户群是工薪阶层，而政府设定的营业时间正好与客户上班时间重叠。最后，成本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摊贩从流动摊贩变为固定摊主后，需要支付租金、管理费等额外费用，而这些都显著增加了他们的运营成本。这些问题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改善和解决。

  好的，关于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现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个关键点。首先，城市摊贩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根据2010年的数据，我国城市摊贩总数达到了1807万人，相当于一个超大型城市的人口总数，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第二，我国的城市摊贩由四类群体组成，包括农民、下岗失业工人、小商人和低收入者，他们成为摊贩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寻求更多自由，有的是因为下岗为了生活不得不摆摊，有的是希望通过摆摊积累资本和经验，打算将来做大生意，还有的是通过摆摊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处在社会的底层，拥有较低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他们依靠摆摊谋生，只要这种社会状况不改变，摊贩就不可能消失。第三，虽然摊贩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他们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市容市貌，造成安全隐患等问题，也使得居民有时对他们感到困扰，因而发生了不少冲突。第四，我国在城市摊贩管理上经历了从初期的严厉取缔到后来的疏导结合变化过程。早期的严厉管理措施不仅引发了公共事件，效果也不理想。大约在2010年前后，许多一线城市开始尝试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如今，经历了19年到22年的疫情，城市摊贩也成为了灵活就业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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