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做了什么？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

过去这4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提高到16%，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就斐然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两个思考：第一，中国如何实现长期的快速增长；第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和风险。

我这次要介绍的这本《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便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1930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作为中国经济界的泰斗，吴敬琏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改革历程，他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经济改革史。

如今，早已满头白发的吴敬琏依旧心系中国经济，经常出现在学术活动场合，为改革发声。

2018年9月，年近九旬的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会议上表示，改革开放40年带给中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顺利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会得到比较多的提高。

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也正是吴敬琏多年来一直倡导的理念。由于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他被称为“吴市场”；因为直率敢言征伐时弊，他被看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

在《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讲述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其中充满了艰辛和反复。

在本书的最后，吴敬琏指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教训，以及他的政策建议。

本书第一章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探索；第二章到第七章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改革历程；第八章和第九章则是重点介绍了两个改革重点——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则是分析了当前以及未来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上面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那么接下来我就要为你详细说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说了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第二个要点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第三个要点是中国经济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作者的建议。

好，我们先从第一个要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开始讲起。

吴敬琏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得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则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和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总结起来，过去4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市场化。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呢？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制度，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大公司，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没有自主选择权，企业生产多少、销售多少都由政府决定，企业属于国家，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价格机制缺失，供给方和需求方无法按照市场价格来做出合理的决策，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是畸形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时大炼钢铁。

从60年代开始，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尝试经济体制转型，引入市场因素，但这些转型多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经济体制的转型不是充满坎坷的。

70年代末，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国开始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初步的探索。当时，时任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日本、新加坡和欧洲国家，亲身体会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改革最先要做的就是重新了解现代经济学。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得经济改革的启动困难重重。第一是观念上的阻碍，人们依旧保持着对计划经济的留念，认为市场意味着万恶的资本主义；第二是缺乏专业的现代经济学基础和人才。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新派遣国内青年人才出国深造。中国社科院曾先后邀请熟悉东欧经济转型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希克来中国讲学，同时开办讲习班，讲授现代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学思想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不过，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依旧不能明讲，比如市场经济一词，最开始只能以相对保守的商品经济替代。

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席位，随后世界银行派出专家来华考察，研究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能性。后来，世界银行完成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两份报告，其中第二份更是在时任领导人邓小平的特别建议下撰写的。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时任首席代表、英国人林仲庚回忆称，这两份报告已经引入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分析结果得到了不少中国经济学家的认可，而且报告还创造了一个先例——由一个国家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状况，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实现了突破，证明了中国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进步。后来，世界银行还给中国发放了大笔贷款，帮助中国启动改革试验区。

1984年，一群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在浙江组织召开了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所有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改革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当时的参会者在现在看来可谓群星璀璨，包括80年代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黄江南，日后成长为中国顶尖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周其仁、华生，还有一些年轻的政界代表，如今都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莫干山会议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批示，这次会议是青年经济学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被看作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

改革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就要考虑改革的路径问题。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前半程属于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在体制外，即国有经济以外的领域开辟改革的战场。这是一条有别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国有经济入手改革的新道路。这种增量改革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第一，农村改革。在此之前，对农业经营方式的主流看法是大生产优于小生产。1978年，安徽率先实施了包产到户行动，随后在全国推广开来，这就意味着农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利，生产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根据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1978年到1984年，各项农村改革对农村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总和将近50%。增量改革的第二个领域是非公有制经济，即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成长。建国初期，私有经济在中国被完全消灭。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私营经济开始重新萌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办企业和队办企业，由乡镇这样的地方政府兴办，经营上要比国有企业有更大的灵活性。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蓬勃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农村，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乡镇企业的成功代表要算是健力宝了。1983年，健力宝诞生于广东省三水县，主打运动饮料，曾经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一炮走红，被誉为中国魔水。随后健力宝饮料几乎铺满了从城市到乡镇的货架。但是乡镇企业存在一个致命风险，即企业产权不清晰，当地政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很有可能会因为所有权问题展开内耗，进而影响企业的命运。后来健力宝便陷此厄运，管理层几经变更，内乱不断，最终这家曾经的民族骄傲企业滑落神坛，一蹶不振。

与吴敬琏增量改革的观点类似，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将中国经济改革称为边缘改革，即在国有的经济和计划经济边缘的地带发起的实验性改革，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相对平稳且阻力较小的转型的重要保障。

经济学家将经济转型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休克疗法，即在短时间内快速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激进的转型方案；第二种是渐进主义，即从经济体系的某一部分入手，逐步地推进改革。俄罗斯采取了第一种方法，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国则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取得了改革的成功。因此不少人认为渐进改革要绝对优于休克疗法，但其实改革速度的快慢并不能够直接决定改革的成功与否。吴敬琏认为，这种以改革速度为主要指标的二分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是不适用的。比如农村包产到户，实际上进行得很快，但依旧取得了成功；而国企改革虽然是循序渐进，可成果却有限。吴敬琏更加支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于转型的判断，他认为经济转型有两种战略：战略A是私有部门有机发展战略，目的是创造有利条件，比如保护私有财产、实施市场自由准入制度，以帮助私人部门自下而上的成长；战略B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目的是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东欧和俄罗斯改革的坎坷教训和中国的成功经验都表明，战略A是优于战略B的，即应该首先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激活私营经济活力、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民营企业快速成长起来，以逐渐取代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这也就是上文中介绍的经济改革开放前所采取的增量改革策略。

但是，这种增量改革也存在着两个局限：第一，在增量以外的存量部分，也就是原有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并没有采取足够力度的改革措施，国企效率难以提高；第二，在命令经济占统治地位的80年代，中国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状态。

先来说国企改革，这是改革过程中困难最多、阻力最大的领域。计划经济时期，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核心，人们的衣食住行、企业的生产销售无一不是由国企控制。不过，随着经济改革释放了民间的活力，私营企业的雇员数从1990年的147.8万提高到了1997年的1145万，总产值从121.8亿元猛增到了3922.5亿元。而与此同时，国企机构冗杂、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0年到1998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从30%增加到了47%，亏损额增加1000亿元。1998年，中央启动了以降低国企亏损为主要目标的3年脱困计划，实施减员增效。为期3年的改革对纺织、煤炭、有色、冶金、军工等重点行业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大幅提高。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近2400亿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3年目标也基本实现。但同时，这场国企改革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据统计，在此期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共减少了1885万人，下降幅度超过了20%，造成了下岗和失业等社会问题。

再来说一下增量改革的第二个局限——双重体制。这种双重体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价格双轨制。在改革初期，政府允许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办自己的附属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产品价格不再受制于政府，而是由市场决定。这一新的市场轨就与原有计划指令价格形成了双轨。通常，市场轨的价格要远远高于计划体制内的价格，而游走在两个市场之间的人利用职权，通过从计划内低价购入，转手到市场上高价卖出，赚取高额差价，这些人被称为“倒爷”。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将价格双轨制称为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因此必须对这类旧制度的残余进行改革。增量改革时期的做法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选择一两项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后经过许多年的积累，逐渐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但是上面提到的一些缺陷要求增量改革必须转向全面改革，这也就是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全方位推进改革进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全面改革更是充满波折。80年代末，中央确立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目标，计划依旧是主导，市场则是政府管制下的市场。同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投资进行刺激经济，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快速上涨。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建立市场化的价格体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1988年，中央决定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即所谓“价格闯关”，希望一举建立市场导向的价格体系。但在当时通胀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改革并不合时宜。果然，此次改革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改革随即转入了低潮。在改革派示威、改革反对声四起之时，当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乘火车南下，在沿途主要城市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强调政府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并强调计划和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他还批评了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傅高义认为，如果说之前还有人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经济改革的态度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这种怀疑在1992年就完全消除了。南方谈话之后，中共14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随后中央确立了改革的具体方向，包括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战略，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可以说，到了90年代的上半期，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整体推进。到此时为止，改革主要是以市场的构建为主，而改革的另一大主题——产权制度还是很少涉及。很多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模糊，产权不明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不同形式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的刺激效果，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产权清晰。在私营经济方面，先前为了避开传统意识形态的政治障碍，时任领导人采取不争论的变通手段，缓步松动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给予民营企业一定的活动空间，让这些非公有制企业先自发成长起来。在80年代初，私人企业依旧处于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灰色地带，但是随后，私人企业和乡镇企业带给地方经济的活力以及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地方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采取了暗中鼓励和支持的态度。终于在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形式确认了非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合法地位。1997年的15大确定了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也就是在中共15大上，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确定。世纪之交时，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特别是在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至此，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讲完了第一个要点——经济改革的进程，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要点——对外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由改革和开放两部分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市场化改革和对世界市场的开放是同时进行和相互促进的，而且开放往往走在改革的前面，因为开放比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小。中国通过逐步融入国际市场和与外国商业伙伴建立经贸往来，引入外国成熟的市场导向的制度规范，以开放促进改革。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考察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生命周期后，提出雁行理论，揭示了国家之间通过出口贸易产生产业转移以及产业兴盛衰退的过程。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便符合这一理论。日本作为领头雁，率先发展某个产业，在生产要素发生变化之后，该产业慢慢在日本衰退，随后被转移到了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同时，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接下来以上过程在亚洲四小龙重复之后，过剩产能转移到了更落后但成本更低的经济体，比如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通过这一产业转移过程，中国借助低廉的生产成本，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国际分工中。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同时也让中国的成本优势实现了最大效益，一跃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通过了国际贸易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迅速缩小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与此同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中国必须要自觉遵守其基本原则，这就要求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吴敬琏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通过与全球经贸规则接轨，倒逼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朝着更加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方向演进。

对外开放的改革过程也采取了和农村改革类似的试错策略。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基地的建立有助于其成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田。这场试验成功的则向其他地区推广，如果失败则立刻停止，让损失减少到最小。

如今，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出口国，但是这种出口模式建立在低附加值的基础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所言，这种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可能迫使低工资国家的专业化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中，而削弱其长期增长的潜力。随着新世纪中国的生产要素发生变化之后，劳动力生产成本迅速攀升，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的刘易斯拐点或已出现，改变这种依赖低成本的加工贸易模式迫在眉睫。同时，依靠增加数量维持的出口额以及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与主要的贸易伙伴的摩擦加剧，中国需要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战略。

讲完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接着我们来讲最后一个要点——中国经济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作者的建议。

中国在世纪之交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但是在吴敬琏看来，改革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改革依旧任重而道远。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履维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由高投资和高消耗推动的，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恶果已经在21世纪凸显出来，包括生态环境的加速恶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扭曲、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下降、贫富差距提高。

第二，21世纪以来，货币的连年超发造成了资产泡沫越来越大，国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高企，地方债务隐患增加，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令人担忧。

第三，腐败行为蔓延。吴敬琏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旧的行政权力垄断，腐败并非由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而是由于改革不够快和不够彻底造成的。

与一些支持单项突破式的改革的经济学家不同，吴敬琏支持整体改革策略，主张推出一揽子配套改革措施。他认为，接下来应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现有的弊端，应该：第一，建立一体化的市场；第二，推进国企改革，建立公平竞争和和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第三，贯彻竞争政策，减少政府干预；第四，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有序竞争；第五，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市场体系建设。

这本书呢，讲到这里就讲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作者吴敬琏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艰苦历程，结合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深刻理解，剖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那么这本书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吴敬琏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改革奔走和呐喊，在保守势力阻碍改革的时期，吴敬琏与计划派直接交锋论战，与既得利益集团奋力抗争，上书中央为改革争名。在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期，吴敬琏保持清醒，直言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正如年近90的吴敬琏所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

我的解读今天就到这里了。以上内容基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希望我的解读能帮助你读懂这本书，愿好书陪伴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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