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者与索取者》解析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

今天，我要向你推荐一本很棒的书，叫做《制造者与索取者》，作者是美国作家拉纳·弗洛哈尔。

这本书向美国的金融行业和华尔街发起了挑战，描述了金融家们作为索取者，是如何控制并剥削了实体经济中的制造者，以及我们该如何才能让情况变得更好。

首先，弗洛哈尔解释了金融行业在美国是如何崛起的。故事要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说起。1930年代，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股市大跌、失业率大幅度攀升。这场金融大海啸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就说过：“资本主义是个有缺陷的制度，如果它的发展不受约束，就会引发周期性的严重萧条和永久性的贫穷。”

作为对30年代经济危机的应对，美国的两位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亨利·斯蒂格尔在1933年提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严格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美国金融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条例 Q。该条例为了防止银行间发生过度竞争，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于1929年黑色星期二那样的股市大跌，限制银行为吸引储户而提供过高的利率。条例 Q 的主要目的是让银行业回归安全、平淡的存贷业务，促进商业发展，限制银行投机或承担过高的风险。

现在，我们把时间轴拉到40年后，即1970年代。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后来成为花旗银行主席的沃尔特·瑞斯敦。花旗银行的前身叫做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瑞斯敦在从军队退伍之后，加入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从初级职员慢慢爬升到 CEO 的位置。

从60年代起，瑞斯敦就通过各种手段绕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于银行的限制，提高银行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比如，他发明了可转让存单，每张存单最少的购买额为10万美元，专供公司和富人使用。通过发行可转让存单，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吸收了大量存款，于是开启另一个收益更高的业务，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和销售大额存单。这些做法模糊了贷款和交易之间的区别，其实已经违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条例 q。但是当时的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为了能够让银行经营顺利，并没有下禁令。

1974年，瑞斯敦说服当时的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允许美国的商业银行负责将石油美元从产油国转移到新兴市场，而不是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舒尔茨推翻了禁止美国商业机构向高风险国家放贷的法律，因此银行开始向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发放贷款。

然而，从1977年开始，花旗银行向海外发放的高风险贷款开始出现坏账。1982年8月，墨西哥违约，那时候的花旗银行已经出现亏损，并且其信用评级也被下调。为了防止花旗银行和其他银行被新兴市场国家的违约拖下水，继而引发经济衰退，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向国内投入15亿美元救市。这种救市措施和2008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出手救助银行的行为如出一辙，都是因为银行的规模太大，成为大而不能倒的机构，逼迫政府不得不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以瑞斯敦为首的大银行高管们不断地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试图绕过甚至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他们业务范围的限制。

1980年，瑞斯敦终于如愿以偿，卡特总统决定解除对银行的利率管制，银行为了吸引资金，可以开出任何利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条例 Q 从此成为历史。这一决定为日后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奠定了基础，也打开了银行制造和交易各种高风险产品，比如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担保债务凭证 CDO 的大门。

从此以后，美国的银行业进入了金融衍生产品的飞速发展阶段，银行的收入水涨船高，但却没有多少人关心随之而来的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一些有识之士表达了对于这种趋势发展的担忧，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经说过：“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年轻一代最有能力的人才，都投入到金融活动中，这些和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完全无关。这些活动获得了和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完全不成比例的高回报。”

然而，华尔街对于政府的游说能力是很强大的，而他们持续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99年11月，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抹去了大萧条时期遗留下的最后管制。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是罗伯特·鲁宾，而在该法案被废除的一个月后，鲁宾就成为花旗银行的联合总裁，这一职位第一年就给了他1500万美元的薪水和150万股股票的巨额回报。

我们上面讲的华尔街的大银行如何一步步影响政府，放宽对他们的政策限制，让他们可以从事各种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以获取更高的短期利润。然而，事实上，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空洞化是一个普遍现象，涵盖银行以外的各个行业。

举例来说，硅谷的苹果公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科技公司之一，也是美国的骄傲。在2013年，当时的苹果 CEO 蒂姆·库克决定向市场融资170亿美元，这个决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当时苹果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银行存款高达1450亿美元，并且每个月还有30亿美元的利润进账。苹果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向市场融资170亿美元，显然不是因为他缺钱。那么苹果融资170亿美元主要用途是什么呢？原来不是投入研发或者建造实验室，而是去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和提高公司的股息。也就是说，苹果公司通过借债来回馈自己的股东们。短期内这个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苹果的股价随后飙升，所有的股东都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手持的苹果股票的账面价值都变高了。统计显示，从2012年到2015年，短短的3年间，苹果公司共花了1120亿美元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作为对其股东的回馈。最夸张的是，绝大部分回购股票的资金都来自于苹果发行的债券，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降低上缴企业所得税，刺激苹果公司的股价上涨。

从短期效果来看，苹果公司的股东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问题在于，这些回报主要都来自于在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程运作，而非技术研发、员工培训或者推出新的革命性产品。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 如果把精力过多的放在资本市场的操作上，对公司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的贡献到底有没有好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像库克这样的公司高管对于资本操作有这么大的热情，背后主要的推手来自于华尔街。华尔街有一双无形的双手，对于上市公司有着极大的控制力。银行和券商中的分析师们在评判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购买时，用的是以季度为单位的时间跨度，而那些为长期战略价值做出短期投资和牺牲的公司，则很可能会被华尔街惩罚。

要想做出一款好的产品，哪怕只是一把简单的椅子，都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和无数次的反复尝试，很多公司高管根本没有耐心等那么久。举例来说，苹果公司在刚推出 IPOD 之后不到一年，公司股价慢慢下跌，主要的原因是 IPOD 在第一年销量不佳，一共只卖出去40万台左右。但当时的乔布斯顶住了市场和分析师们的压力，选择对短期股价波动完全忽视。事实证明，乔布斯才是正确的，IPOD 后来也成为一款现象级的全球爆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有乔布斯那样的魄力去对抗华尔街和股市压力的 CEO 少之又少。

对于那些大部分利润来自于资本转移而非产品制造的公司，华尔街钟爱有加。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通用电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用电器由大名鼎鼎的发明家爱迪生创办，多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制造和创新的象征。比如我们一看到电灯泡、微波炉或者 X 射线，就会想到通用电器。然而，在著名的经纪人杰克·韦尔奇掌管通用之后，该公司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韦尔奇在1981年接手通用电器时，公司主要销售喷射式涡轮、核反应堆、矿山设备等各种实体经济产品。为了提振通用电气的股价，韦尔奇开始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在他任期的前5年，为了节省成本，韦尔奇砍掉了通用电器11.2万名雇员，也因此获得了中子弹杰克的外号。为了保持公司的高增长，取悦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韦尔奇收购了数以百计的公司。在公司股价节节攀升的同时，通用的主营业务和增长点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在杰克·韦尔奇管理通用的最后5年，其公司股票每股收入增长了90%左右。表面上看，这个成绩让人侧目，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通用再保险部门的大量储备金排除的话，公司的每股收入增长只有区区5.6%。同时，通用金融常常允许通用电气在报告完成前交易，以操纵公司的季度报告，并以此来支持股价。严格来讲，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但是通用电气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监管机构的惩罚。

通用的数字和金融游戏玩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终于出了大问题。通用金融的资产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已经膨胀到让人不可思议的700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金融资产把整个通用电气集团拖到破产的边缘。当时的 CEO 伊梅尔特亲自跑去奥马哈，向投资传奇巴菲特借款30亿美元来拯救通用电气。从巴菲特那里借到需要的资金，再加上政府的救助后，通用电气终于得以在危机中保全自己，避免了像雷曼兄弟那样破产的厄运。但是，危机后的通用电气早已不再是那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创新领头羊了。2018年6月，通用电气被剔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让人唏嘘不已。

作为索取者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非常善于从各个角度潜移默化地对实体经济中的制造者施加影响，对后者进行剥削和压榨。换句话说，就是老老实实做实体经济根本玩不过务虚的金融银行家。

举例来说，2011年，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市场上铝的需求量没有增加，但是铝的价格却节节攀升，而他们和其他饮料公司从仓库中拿到铝制品原材料的时间也被莫名其妙地拉长。铝是饮料公司制造罐装饮料重要的原料，因此其价格的上涨会直接增加制造成本，压缩饮料商的利润空间。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原来铝的价格上涨的背后有一双神秘的手在控制，那就是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高盛利用银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中一个小小的漏洞得以染指大宗商品的实货交易，甚至能够收购数千吨铝，并把它们存放在27家仓库里，囤积金属铝并且在期货市场上套利，为高盛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从2010年到2014年，铝的出舱时间从40天左右上升到674天，高盛囤积的铝从85万吨上升到150万吨。统计显示，因为铝价高涨，消费者在2010年到2013年间多掏出35亿到50亿美元的支出，而高盛则收到了数亿美元的利润。

在最近几年，对实体经济产生最大影响的金融玩家从投资银行慢慢变成了私募股权基金。虽然玩家主体发生了变化，但是背后的逻辑和目标是类似的，那就是从被他们控制的制造者身上尽可能吸干最后一滴血。在这里，让我用玩具反斗城的例子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

2017年9月，美国知名玩具连锁店玩具反斗城正式申请破产保护。2018年3月，玩具反斗城提交动议寻求破产法院批准其开始公司清算。几天后，玩具反斗城的创始人查尔斯·拉扎勒斯去世。玩具反斗城的历史长达70年，曾经陪伴着无数孩子一起成长，去玩具反斗城逛一下、买个玩具是很多孩子生日时能够收到的最好礼物。在玩具反斗城发展的巅峰时期，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雇佣的员工超过6万人，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连锁商店超过800家。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公司的破产和公司创始人的去世烟消云散。

如此一家久负盛名的全球知名玩具店怎么会说倒就倒？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需要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2005年，三家私募股权基金科尔伯格、克拉维斯·贝恩和沃纳共同出资买下玩具反斗城。一个值得强调的细节是，当时买下玩具反斗城的价格是66亿美元，但三家私募股权实际的出资额为13亿美元，剩下的53亿美元都来自于贷款。

在金融中，这种操作手法叫做杠杆收购。顾名思义，杠杆收购的意思就是借钱收购。具体来讲，私募股权基金经理在确定收购目标后，借到需要的资金，已完成对目标的收购工作。然后，在私募股权基金获得公司绝对的管理权后，基金经理会对公司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图提高其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资本的使用率。这些操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股价。在公司的股价被提升后，私募股权需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把公司卖掉套现。由于整个投资过程带有非常高的杠杆率，因此如果操作得当的话，私募股权的投资回报是非常诱人的。但是杠杆是一把双刃剑，杠杆能够放大盈利，同时也能放大损失。杠杆收购的一个最大风险就在于，被收购的公司往往会背上巨额债务，导致其被收购以后每年都需要支付高昂的财务费用，极大地拖累公司的发展策略。

以玩具反斗城为例，在2005年完成了这笔大规模的收购以后，玩具反斗城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费用就高达4亿美元。这就好比你去和别人赛跑，但是你身上还要背一块大石头。更何况，玩具反斗城面对的竞争对手是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无霸。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玩具反斗城终于不堪重负，倒了下来。

玩具反斗城只是私募股权投资造成公司倒闭的一个例子，但绝非个案。举例来说，前面提到过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贝恩资本在1994年到1998年间共投资了77家公司，其投资总回报的70%来自于其中十个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但是在这十个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中，有四家公司在贝恩资本退出后申请破产。这段期间，贝恩资本做的所有投资中大约有10%的标的最后不是破产就是血本无归，投资者在这些投资中的损失为百分之百。

这些案例普遍的特点是，投资者和管理层在以一个数字化的思维模式来管理公司。在他们眼里，公司具体做什么业务无关紧要，不管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金融业，本质上的目的都是将股东利益最大化，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和净资产回报率。公司里的各种员工无非就是财务报表上的一栏数字而已，增加雇员或者裁员只是把这些数字稍作调整，目的还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这种以数字化思维来管理公司的理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泰勒主义。泰勒是美国费城的一位机械工程师，1911年，泰勒出版了一本为当代管理学带来划时代影响的著作，叫做《科学管理原则》，这本书后来成为各大商学院的经典必读书目。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工人懒惰且愚蠢的基础上，因此想要提高效率的话，就必须对工人加以严格管理。泰勒将生产流程细分成多个环节，然后要求工人们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完成每一个环节。泰勒甚至拿着秒表去计量工人们完成每一个环节的耗时，精确到1%秒，然后以此为基础设计生产流程。在泰勒设计的生产体系里，工人们变成了一颗颗螺丝钉，每天像机器人一样不断重复完成相同的生产任务。这种设计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恶化了生产环境，让其变得非常不人性。泰勒将自己的理论总结为“过去人力优先，未来体系优先”，该理论开创了管理学中一门新的分支——系统分析。

后来，美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将系统分析发挥到淋漓尽致。麦克纳马拉毕业于哈佛大学，并成为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二战时期，麦克纳马拉被美国陆军招募，加入了陆军中的一个统计分析小组。麦克纳马拉的主要工作就是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优化战备分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效率。完全基于数据而做出的统计分析有时候让他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举例来说，麦克纳马拉曾经提出建议取消轰炸任务中的护航战斗机来削减成本，因为数据显示，在没有护航机的情况下，飞行员仍有80%的概率生还。在这样的建议下，剩下20%不幸的飞行员就被当作统计数字而抛弃了。当时的空军将领柯蒂斯·李梅将军读了这段建议后，在上面写了句脏话，然后就把报告扔进了垃圾桶。

二战结束后，麦克纳马拉被亨利·福特雇佣，开始彻底整顿福特汽车公司。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团队带来了冷冰冰的理性和逻辑，形成只能容纳数字的企业文化。从此，福特公司开始了金融化的步伐。1948~1949年间，福特的运营成本被大幅削减，利润从9400万美元上涨到1.77亿美元，公司股价也水涨船高，福特的大股东和管理层喜笑颜开。

为了节省成本，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团队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手段。他甚至试图去掉行李箱里附带的备胎，因为他自己和认识的人从来都没有用到过备胎。幸好后来一位助理插手阻止了这项提议。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麦克纳马拉眼里，他只在乎利润和股价，其他的比如产品质量、乘客安全等因素并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这种偷工减料、短斤缺两的产品开发策略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迎来了问题的爆发。福特的小型车斑马由于车尾被撞而发生火灾，后来的调查显示，福特的工程师们早就知道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将斑马投入生产，因为生产线已经组装好了。福特公司为这场火灾赔付了数百万美元，并且损失了市场占有率。麦克纳马拉本人并没有受到斑马事件的影响，因为他早在几年前就接受肯尼迪的邀请担任了国防部长。然而，这种数字金融化的管理哲学却被越来越多的公司高管所效仿。

1999年，卡莉·费奥丽娜成为惠普公司 CEO。上任伊始，费奥丽娜就明确表示，她的重点不在于高端科技，而是品牌、市场和降低成本。她收购了康柏公司，然后下令裁员1万5000人。她决定花费2亿美元来开拓新市场，为自己开出了300万美元签约费和价值6500万美元的股份，但同时却削减员工工资。然而，费奥丽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效果。2004年，惠普的利润不升反降，费奥丽娜也被董事会开除。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原书。

在我看来，《制造者与索取者》这本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式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变得很大，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也愈发无法弥合。美国经济整体的金融化和空洞化是产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

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公司 CEO 来说，短期内提高股价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幅度削减成本，将工作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各种离岸公司来避税，以及通过资本运作回购更多的本公司股票。由于绝大部分的股票都集中在最富有的 1%的人群手里，因此股市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

由于很多工作被公司管理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引发了美国当地工人的强烈不满，催生了国内的反贸易主义和孤立主义，并最终促成了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但是，不管哪位候选人当选，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真正参与生产活动的制造者们被控制金融规则的索取者们无情的剥削和压榨，成为了社会中的输家。

这些现象的产生让作者弗洛哈尔深感不安。在他看来，产生如此分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大公司的管理层以及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通过冷冰冰的数字分析，将对于工人和制造者的剥削提升到新的高度，就好像电影《华尔街》中的主人公哥顿·盖柯所说：“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对于索取者来说，利润永远不够，赚钱没有止境。”在这样的价值观驱使下，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们越走越远，差距越来越悬殊。

为了改变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现状，弗洛哈尔在书中提了很多建议。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原著。

因为非常喜欢这本书，我邀请到了拉娜·弗洛哈尔本人做了一期访谈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武志坚加弗洛哈尔的英语名字 RA，找到我们的对话录音去听一下。

我对这本书的推荐就到这里了，希望我的推荐能给你带来价值。以上我讲述的内容，即于2017年5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制造者与索取者》，希望我的推荐能帮你读懂这本书。文字版笔记在音频下面，我是武志坚，我提倡基于证据主义，坚持理性投资，愿好书陪你成长，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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