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变革

今天想要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如果要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选出一位关心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那么罗纳德·科斯一定位列其中。2008年，98岁高龄的科斯在美国芝加哥举办“2008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邀请了多位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

研讨会结束之后，科斯便与其助手王宁着手撰写一书。两年之后，初稿完成。已经年近百岁的科斯，又在芝加哥召集了一场关于产业结构的研讨会，同与会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12年和2013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相继问世。该书梳理了中国如何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制度，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大国。而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9月，科斯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科斯出生于英国，之后长时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鼻祖，对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科斯的理论在传入中国之后，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他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并且为未来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四十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不少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的批评声却从未间断，“中国崩溃论”从未停止。其中的主要观点认为，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了中心作用，而这种政府主导的改革是无法持续的。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对这类观点予以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国家引导的改革与草根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靠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如果忽视了改革的草根性，而将改革简单地定义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那便是对中国改革的一种误判。中国市场化转型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正是政府逐步从经济活动中退出，而非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

此外，中国改革的方向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政府设计的结果。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在科斯看来，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成就并非经由此次会议精心策划，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反过来提高了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改革是二元结构的改革，除了国家引导的转型，还并存着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这种民间改革被科斯称为“边缘革命”，即在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发起的实验性改革。“边缘革命”正是科斯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核心。

吴敬琏教授对于中国改革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国有经济改革陷入困境之后，改革的重点便从国有经济转向非国有经济，以推动私营经济的发展，即体制外的增量的发展先于体制内的存量。吴敬琏将之称为“增量改革”。科斯“边缘革命”的观点与吴敬琏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吴敬琏将非国有经济的改革归因于政府的设计，而科斯则认为这种增量改革，或者说“边缘革命”，并非来自政府战略，而是自发出现的。

科斯所言的“边缘革命”共有四个：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特区的出现。从区域层面来看，四种“边缘革命”都没有发生在当时的政治或经济中心，而是发生在不起眼的边缘地区。不管是率先尝试农业去集体化的四川九龙坡村和安徽小岗村，还是依托私营企业而崛起的浙江温州，亦或是率先建立特区的小渔村深圳，在当时军事地理上的偏远区发起改革的，也都是所谓的边缘角色。

在产业层面，改革始于农业。80年代初，包产到户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治的支持，并未获得政府高层的全盘接受。虽然同意包产到户的存在，但仅限于边远山区、贫穷落后地区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集体经济已经无法给人民带来富足，因此，包产到户这样的农业改革不会对集体经济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还能够把政治成本降到最低，改革阻力也最小。

而从企业层面讲，乡镇企业最重要的优势是较少受到政府力量和国家生产计划的控制，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自行生产，并对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相比于一切听令于计划指示的大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灵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抓住市场上稍纵即逝的机遇。乡镇企业在市场上对国企带来的挑战，也迫使国企逐步采取相同的经营策略。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乡镇企业在企业性质方面还处在模糊地带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在民营企业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之后，大多数乡镇企业终于完成了民营化的转型，成为了市场上身份清晰的重要力量。今天，中国许多成功的民营企业都是由当年的乡镇企业转变而来。因此，科斯认为，乡镇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除了GDP的增长，更多的是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

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表示，市场上每一笔交易都具有成本，价格机制并不是免费的。科斯将其称为交易成本。正是因为有交易成本的存在，所以需要一种组织形式来支配资源，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源的分配，以降低交易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但是企业也并非越大越好，因为企业运行、企业家下达命令同样需要成本，这种成本被科斯称为组织成本。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共同影响了企业的边界及企业规模的大小。所以尽管企业能够有效节约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越来越大，企业内部运营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改革初期的中国，正是拥有众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如果把视角扩大到整个经济体，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市场。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如同企业理论，如果政府计划和命令的控制范围覆盖到了市场的各个角落，交易成本便会消失，但同时组织成本会陡增，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效率会十分低下。所以，中国改革初期面对的问题不是交易成本太高，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种制度的变迁。科斯认为，制度变迁主要受到利益和思想的双重影响。在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利益冲突上，科斯给出了他的解释，即产权理论。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产权理论认为，不同形式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激励效果，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产权清晰。科斯的产权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恰当的理论支撑。不管是农业问题还是国企问题，人们发现，计划经济中存在的产权不清晰，正是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而产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改革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农民和国企厂长都明白了他们的权限是什么，从而有了更好的激励。

同时，在《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也强调中国的产权改革有其独特之处。中国并未事先划定产权的界限，也没有确定与产权相关的制度规则，而是将产权界定和产权转移的过程合二为一。科斯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法学家，他的产权理论带有一定的法学印记，他把法学的思维引入到经济学研究当中后，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思路。

逐利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语境下的逐利一词更多带有一种中性含义。权责分明，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放弃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一个例子就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70年代末，中央政府认识到自身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缺乏经验，有意愿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进行改革的试验性尝试。而地方经济的表现则成为影响当地官员晋升的关键指标。因此，地方政府把发展当地经济的想法放在台面上竞争，而当某一地区的实践方法获得成功，其他地方政府会主动拜访该地区进行了解和学习。地方政府之间广泛的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幅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散。此外，借助于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试错的成本能够最大程度地被地理空间消化，实现用空间换时间。区域竞争的研究如今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周黎安就将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进行GDP增长率的竞争称为“晋升锦标赛”。科斯的学生、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即所谓“县域竞争”。

除了以上说的利益，思想也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另外一个要素。制度通常被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比如法律条款，而非正式制度则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思想往往被归于不具备强制力的非正式制度中，其影响力经常被低估。在科斯看来，思想冲突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是经济学在制度研究时的一个误区。他认为，制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第一，制度是人造的，会影响社会，而社会的长治久安依赖制度；第二，制度代表着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和身份标志。制度起初出现或许是为了追逐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可制度，那么制度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刻且不可预期的影响。比如，在建国初期，强大的苏联计划经济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坚信计划经济无坚不摧。然而，随后出现的经济发展波折让部分中国人意识到计划经济的缺陷，但是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计划经济的思想依旧占到社会的主流。科斯认为，80年代中国抵制市场化改革最强烈的力量，既不是国企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政府官员，而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想。思想上的革新最难，但也最为重要。正因为如此，科斯高度评价了1978年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政治回归实践为中国打开了新思路，被禁锢的社会终于开了一扇小窗。这表明政府领导层开始朝着更加务实和理性化转变。科斯认为，如果没有这次转变，“边缘革命”就无从谈起。

提到政府高层的思想开放，一个不得不提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70年代末，邓小平恢复工作，力排众议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段历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除了具体的政策举措，邓小平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为改革定调。书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八九十年代，深圳的经济试验充满波折，利用资本主义实践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思路只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政治上对于深圳的批评声音从来没有断过。而在社会层面，当时的中国各界也还没有做好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备，深圳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精神污染的来源。直到1992年，已经卸去所有党政职务的邓小平到南方进行视察，并发表一系列讲话，社会才最终从思想上认可了深圳等地区的开放。

从书中不难发现，科斯十分钦佩邓小平的改革方针，他不仅在书中多次引用邓小平的讲话原文，而且花了许多笔墨来回顾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力挽狂澜的经历。科斯一生中并未与邓小平谋面，但是科斯的观点与邓小平的实践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认为，若科斯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两人定会互相欣赏。

四种“边缘革命”出现之初，基本上都游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科斯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80年代末，深圳市政府多次向中央政府申请成立证券交易所，均未成功。尽管没有获得官方上层的许可，深圳仍然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直到后来交易所发展得越来越活跃，才获得了中央的批准。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情况多次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发生。这种试错方法是否能够在特殊时期起到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及政府的作用。政府不仅要有耐心，还要保持思想开放，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在情况恶化的时候及时停止试验，而在有发展迹象的时候及时推广并建立相应规章制度。

不过，我们也能从书中发现，科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也有模棱两可之处。比如对待地方政府重复投资的态度，科斯在书中并没有对此给出完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花了较大篇幅解释重复投资的正两方面的影响。根据传统的劳动分工和贸易理论，每个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产业，而自己不生产的产品则通过贸易获得。通过专业分工和贸易往来，不同地区能够形成符合各自优势的产业集中区。而中国的地方经济中，一个产业并非只集中在一个地区发展，各地区并未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而是将资源都投入到了相似的产业上，致使产业结构趋同。地方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招商引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重复投资的现象，这也被看作是违背经济规律、政策扭曲所致。但同时，科斯也坦言，区域竞争在某种形式上必然会造成重复投资，若没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区域之间的竞争便难以形成。重复投资虽然导致了资本的浪费，但是它对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中国缺乏熟练技工，重复投资相当于在不同地区为技术工人提供了巨大的练习和培训场所，这种无形人力资本的增长甚至高于有形资本的损失。对于重复投资的争论，恰好反映了中国经济崛起为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即如何解释中国现实所取得的成绩与传统经济学观点的诸多矛盾之处。

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看起来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说，这种矛盾性为学界提出了十分实际的问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础而产生的欧美经济学理论是否应该走下神坛，承认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亦或者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是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只不过因为中国不同的政治制度设置而掩盖或推迟了潜在问题的暴露。针对前者，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针对后者，许多经济学家都尝试给出科学的验证，甚至不断地敲响警钟。

在20世纪下半叶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给出的药方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做的就是抹去一切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观点被哈耶克批评为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许多时候，人们高估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所拥有的能力，因为凭借理性设计就能够凭空搭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一直以来，科斯都反对“黑板经济学”，他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到现实中，坚持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理论来指导经验研究的方向，然后经验研究再对理论进行修正，再反过来推动新的经验研究，进而提高对经济系统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撰写的论文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给出了乐观和肯定的判断，科斯很赞赏他这位弟子的研究，但同时也指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缺陷。张五常将制度变迁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单独事件，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取代一个较差的制度。而科斯则选择在已有经济学的框架之内，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现行政治制度入手，将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考虑在内，动态地分析中国的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科斯不仅将建国初期的经济制度囊括进他的分析框架，还追溯到了中国古代的商业萌芽和传统文化，比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唐宋时期的商业繁荣。他认为中国从未缺少过商业和企业家，市场经济也并非凭空来到中国，市场化改革是让中国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变革中国》一书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对于如今中国社会的价值，并且认为中国在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应该首先更加深入地了解自身的文化与文明，同时发掘那些与西方文明的共同之处，在开放的世界中既保留自身传统，又为世界增加多元化特色。

在中国问题研究上，科斯坦诚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还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困惑，仍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实需要去学习。如果没有恰当的理论支撑，我们无法连贯地描述中国的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过去关于中国改革的许多城市化的描述实际上并不准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学习过程。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边缘革命”无法长期持续下去，它的示弱是必然的，毕竟边缘的空间是有限的。当边缘逐步被填满，就需要政府来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科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发形成的制度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最终确立下来。如果此时政治力量恰当介入，便可以加速这个进程，使得正在孵化中的制度得到合法可靠的国家支持。

90年代，“边缘革命”的浪潮逐渐衰退，中国政府在这种草根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绩之后，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便可以算是“边缘革命”的一大成果。但是如今的“国进民退”和政府干预的回归，又为未来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变革中国》一书的最后，科斯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科斯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最缺乏的要素是自由的思想市场。虽然在改革前期，即使在缺少自由思想市场的情况下，中国依旧能够借助解放商品和服务市场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科技创新乏力，使得稳定的高速增长难以保持。科斯断言，思想市场的缺陷将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瓶颈。

最后，我为你总结一下，在《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与其合作者王宁运用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秘诀。他将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的制度变迁相结合，动态地分析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科斯反对单纯地将中国改革归因于政府主导的看法，而是特别强调了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如科斯所言，本书叙述的故事只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始，中式市场经济将继续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特色，将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的多样性融入其中。

科斯常年关注中国经济，年过百岁依旧以谦逊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不断学习中国改革的历史。但遗憾的是，直到去世，科斯也未能踏足中国。但是他的思想为中国改革打开了新思路，正如周其仁所言，科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比其寿命更长。

我对本书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愿每本好书都带你上一个小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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