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经济学》揭秘全球化困局与收入差距 _ 诺奖得主揭示惊人真相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致富，祝大家听书愉快。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好的经济学》，副标题是“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学者夫妇，美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他们因为用经济学方法促进了全球扶贫事业，而共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夫妇合著的代表作《贫穷的本质》，我也在每天听本书解读过。这本《好的经济学》是他们在2019年底的新著，中文版在2020年4月出版。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书。书名《好的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还有坏的经济学吗？是的，在两位作者看来，当今世界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难题，比如移民问题、贸易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人们指望经济学家能够对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但是一些僵化的经济学教条，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恶化了问题，这就是作者眼中坏的经济学。

  坏的经济学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经济学家越来越沦为公众眼中的“专家”，“砖头”的“砖”，公众根本不相信经济学家的话。比如2017年时，英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问当下列几种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你最相信哪种人的意见（可以多选）。结果，护士以84%的得票率排第一，政客以5%的得票率排倒数第一，而经济学家呢，以25%的得票率排倒数第二，连天气预报员的得票率都是经济学家的两倍。这就难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前，经济学家们拼了命的对英国民众喊话，反对脱欧，但根本不起作用。

  在美国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95%的经济学家都同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普通人的福利，而普通民众中只有46%的人同意这个观点。即使调查人员事先告诉他们经济学家的共识，也只有51%的人同意这个观点，前后差异很小。可见，很多美国民众根本拒绝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要注意，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反映了经济学自身的问题，它更反映出民众与精英之间的严重分裂，以及社会共识的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两位作者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向公众解释清楚，好的经济学是怎样看待、怎样思考当今世界的重大难题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弥补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一些重大的社会分歧上，重新开启对话的可能。本期音频我挑选了书里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的几个话题，来看看好的经济学是怎样分析和思考的。这几个话题分别是移民问题、贸易问题和增长问题。

  先来说移民问题。我们知道，西方民众反对移民的最主要理由就是，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拉低本国的工资水平。道理也很简单，劳动力的供给突然增多了，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肯定会走低，这是经济学上最基本的供求关系，理论不可能错啊。问题是这个理论上绝对正确的推断，有没有现实证据的支持呢？如果你去看各个城市的平均工资与移民数量的关系，你会吃惊地发现，移民越多的城市平均工资越高，这是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呢。难道反移民的人真的错的离谱？且慢啊，这其实是一个假象，从相关关系不能推出因果关系。很有可能不是移民推高了平均工资，而是一个城市的平均工资越高，就越吸引移民到来。所以要搞清楚移民对当地平均工资的影响，必须首先排除掉这种移民被高工资吸引来的情况，去考察那些与工资因素无关的移民潮。

  历史上恰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1980年4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忽然宣布开放港口，古巴人可以自由离境。在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共有12.5万名古巴人偷渡到美国的迈阿密，这里是离古巴最近的登陆地点，其中绝大多数偷渡客在当地永久定居。有经济学家就抓住这个机会，研究了古巴移民到达前后，迈阿密的工资与就业水平的变化，并选择了另外几个城市作为参照系，如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这些城市与迈阿密的发展水平相似，但没有受到这波移民潮的影响。研究结论是，无论是移民刚到达不久还是几年之后，迈阿密的工资和就业水平既没有明显恶化，也没有明显提升，而是基本不受影响。

  这次研究在学术界引发了很大争议，但无论如何，他第一次揭示经济学上的一般供求模型，似乎不能直接套用到移民问题上。受到这次研究的启发，经济学家对更多的类似移民潮做了研究，比如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批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涌入法国；还有1990年苏联取消移民限制后，大批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让以色列人口在4年中增长了12%。美国国家科学院就这些移民研究发表了一份正式报告，里面写道：最近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以10年以上的时间来度量时，总体而言，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非常小。

  那么，为什么供求关系在移民问题上失效了呢？一个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往往不是他的推理过程有问题，而很可能是他的前提假设错了。在移民问题上，我们假设劳动力的供给会大幅增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保持不变。仔细想想，这个假设肯定不对呀。移民也是人，他也要吃饭，要理发、要购物，换句话说，移民会创造新的需求，新的需求会创造新的就业，所以更多的移民不会拉低当地的工资与就业水平。事实上，对本地居民来说，移民反而让他们的工资增长了。你想，大批低技术移民到了之后，可能没有正式的工作签证，再加上语言障碍、文化障碍等等，他们往往只能干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拿着非常低的工资。但前面说了，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降低，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本地人的工资水平肯定上涨了吗？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那本地人的工资为什么会上涨？本书作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本地人获得了职业升级的机会，大批移民接手了最低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本地人呢，就有更多机会成为领班和经理，从事管理性工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人大批移民美国时，美国人就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此外，移民的到来让餐饮、保洁、护理等服务变得更加便宜，这让本地的高技能女性更有可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找到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总之，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移民其实是提升了本地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即使是认同这个结论，可能还是会有西方民众会说，我反对移民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民族认同，如果放开移民，让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人大量涌入，会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什么冲击，想想都恐怖。在两位作者看来，这种担心是建立在对移民的错误理解上，好像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顾一切的涌向发达国家，真的是这样吗？

  先不说移民海外那么遥远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种相对比较容易的情况，就是在一国之内，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迁徙。书中以印度城市德里为例，在德里邻近地区的农村底层，30%的人口平均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而在德里市区的贫民窟，扣除住房费用后，人均每天的生活费高于两美元。也就是说啊，只要农村贫困人口搬到德里市区的贫民窟，是可以让自己的收入翻番的。事实上，贫民窟中的很多人确实也是从农村搬来的，看上去人数不小，但如果反过来想，你会发现选择搬迁的人口比例其实很小，还有高达1亿的农村极度贫困人口并没有选择搬家。这是为什么呢？对那些没有多少知识和技能的贫困人口来说，离开熟悉的乡村社会网络，背井离乡，到外地去讨生活，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之前要到哪里落脚，会不会被坑蒙拐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光是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就足以吓退很多人。而且在城市的收入虽然比农村更高，但贫民窟那种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比农村更难以忍受。结果就是贫困人口当中，真正选择迁徙或者移民的人是很少的。

  不只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些年来美国东北部的老工业区逐渐衰落，工厂被废弃，机器开始生锈，形成了著名的锈带。按理说，那些失业的工人，都应该迁徙到经济繁荣的地区去找工作，搬家成本不算高，也不需要移民局的层层手续，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搬家，宁可守着日益衰落的故土，这就是那本著名的《乡下人的悲歌》描绘的景象。总之，真实世界中的人是有粘性的，并不会像商品那样无条件地涌向价格最高的地方，西方民众对移民泛滥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两位作者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移民太多，而是移民太少，政府不但不应该限制移民，反而应该尽可能消除障碍，减少粘性，鼓励人们迁徙，让劳动力流动到效率更高的地方，这会让移民群体和当地经济实现双赢。

  好，说完了人的流动，我们再来谈物的流动，也就是自由贸易。前面提到，自由贸易是经济学家与美国民众分歧最大的一个话题。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本书作者对美国公众发起了一项调查，问他们对提高关税的看法，其中有54%的人认为提高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是件好事。然而，在另一项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中，百分之百的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关税不能增加美国人的福利。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我们都知道，就是200年前由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应该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双赢。这是一个简洁优美的理论，看上去无懈可击，那美国公众为什么要反对自由贸易，是出于单纯的无知吗？

  事实上，经济学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25岁时写过一篇论文，论证了从短期看，自由贸易的确会让一部分群体受损。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穷国只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富国只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通过自由贸易交换，这就意味着，在穷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大，而对资本的需求变小，那么工人的工资会上涨，社会贫富差距会缩小。反过来，在富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小，而对资本的需求变大，工人的工资就会相对下降，社会贫富差距会加大。如今，美国的工人阶级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经济学家虽然早从理论上面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但他们相信这样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萨缪尔森在另一篇论文中证明，从长期看，自由贸易会提升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假设有完善的社会再分配体系，那么富国的工人群体最终也会受益。然而，这个假设条件是否真的存在很难说。此外，经济学家还假设，短期内利益受损的工人会通过搬家、换工作等方式，自动流向富国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例如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会在自由贸易中发展壮大。然而，我们在前面讨论移民问题时已经讲到，这样的人员流动实际上并没有大规模的发生，很多失业的工人并没有在新的行业重新就业。

  在经济学的理想世界里，资源会自动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没有摩擦和阻力，而在现实世界中，摩擦和阻力无处不在，资源错配的现象随处可见。换句话说，不但人是有粘性的，经济活动本身就有粘性。正因为如此，两位作者认为，想仅仅依靠提高关税，来让制造业回流是很难的，尤其是制造业具有产业集群效应，培育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需要漫长的时间，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成效。

  前面说的是富国的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穷国的情况。根据萨缪尔森的推论，自由贸易让穷国的低技术工人工资上涨，从而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但是这个推论也没有足够的现实证据来支撑。事实上，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大，像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更严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本书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政策，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往往还伴随着经济转型，进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等等，经济学家很难排除这些因素，去单独考察自由贸易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萨缪尔森的推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很难得到验证的。

  此外，我还想在原书内容之外再补充说明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还暗藏着一个致命的陷阱。你想，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如果你真的只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完全放弃发展自己的高端产业，那么你就会被牢牢锁死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永远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喝汤。所以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绝不能拘泥于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而要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先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用低端产业赚来的钱去发展暂时还没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上向上攀登，逐渐获得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一刀切的全面降低关税，而要对本国的高端产业进行适当的关税保护。您可能听出来了，其实这就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历史上的工业强国，无论是最早的英国、后来的美国，还是再后来的德国、日本，实际上都是走的李斯特路线，也就是先以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立身，等发展出了强大完善的工业体系，之后再拥抱自由贸易。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很有可能自由贸易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结果。

  其实，移民问题和贸易问题之所以会成为西方社会热议的焦点，是因为西方的经济增长出了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权威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把美国近150年的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50年，也就是1870年至1920年，美国在结束内战后，经济开始稳定增长。第二个50年，也就是1920年至197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阶段。第三个50年，也就是1970年至今，增速明显放缓，仅仅相当于第二个阶段增速的1/3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在经济增长变慢的同时，增长的收益全部流入了富人的口袋，顶层10%人群的收入保持高增长，他们的实际财富在最近的30年间翻了一番，而底层90%民众的实际收入和财富总值竟然是负增长的。可以说是经济增长变慢和贫富差距恶化造成了美国的阶层对立和社会撕裂，所以人们才会在移民、贸易等问题上争吵不休。

  那么，有没有办法对症下药，让美国经济恢复高增长呢？前面提到，美国经济增速从1970年代开始走低，到1980年代，里根总统为了刺激经济，开始对富人大规模减税。他相信，减税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让富人受益，但它可以刺激企业主扩大生产，从而做大蛋糕，最终也让穷人受益，这就是著名的涓滴理论，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他可以一滴一滴地流到穷人手里。你是不是觉得涓滴理论听起来有点不靠谱？没错，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是这么认为。当然，他们不是靠直觉，而是凭数据说话。他们发现，无论是里根时期的减税，还是布什时期的减税，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都没有任何影响。除了美国，两位作者还考察了其他很多国家的税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在2018年的一次调研中，40名经济学家里仅有一人同意减税政策能明显提升美国的 GDP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后要高调学习里根，再次祭出减税大旗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人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老百姓深信不疑。两位作者认为，坏的经济学要对此负责，上一代经济学家在没有客观数据支撑的情况下，仅凭理论就得出了这个结论。比如，经济学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有一句名言，他说，我支持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借口、以任何理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减税。想想看，一代权威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公众想不接受都难。

  说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个例子。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理论叫做拉弗曲线，那是在1974年，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和政府官员吃饭时，随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下了这条曲线，后来被戏称为餐巾纸上的税收革命。拉弗认为，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倒 U 型曲线，当税率比较低时，提升税率，政府的税收收入会提高，而当税率超过一定程度，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经济，这时候曲线就会掉头向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越低。换句话说，这时候如果减税，政府的税收收入反而会提高。可以看出，拉弗曲线完美支持了减税理论，这就难怪拉弗先是成为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后来又成为特朗普竞选期间的经济顾问，还在2019年被特朗普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你看拉弗本人风光无限，但诡异的是，拉弗曲线从来就没有被历史经验证明过，美国历次大减税之后，政府税收收入根本没有提高，美国的财政赤字恰恰是从里根时期开始恶化的。所以现在的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根本就不承认这个理论，如果按两位作者的标准，拉弗曲线当然也是一种坏的经济学。

  如果减税无法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招呢？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经济学家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增长名词，什么趋同效应、溢出效应、创造性破坏、全要素生产率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多次颁给研究增长理论的专家。但是，经济学家到底能不能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能够拍着胸脯说，只要按照我这个方案去做，就一定能重返高增长时代？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对拉美和东欧地区的经济增长开过药方，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失败了，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高增长。2006年，世界银行邀请经济学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牵头做一份关于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就是要让经济学家重新为经济增长开药方。那么，这一次斯宾塞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给你念一段书里的原话：“一个由21位世界级领导者和专家构成的委员会，一个由11位名人构成的工作组，300位学界专家、12场学术研讨会、13场磋商会、400万美元的预算，忙活了两年，给出的回答大体上就是我们不知道。”说白了，到目前为止，对于究竟什么因素能够刺激经济出现长期的、更快的增长，经济学家们是搞不清楚的，也开不出靠谱的药方。他们只能承认，经济增长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原则，没有任何两个增长阶段是一模一样的，恐怕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己探索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法。

  顺便说一句，两位作者在书里说，总有人问他们，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么成功，那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学呢？作者回答，中国的改革是一套极为复杂的政策组合，再加上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所以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学习中国经验的哪一部分。这本《好的经济学》我就为你解读完了。关于刚才讨论的移民问题、贸易问题、增长问题，你可以用三句话来记：移民不会抢走当地人的饭碗，高关税不会让制造业回流，对富人减税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你有没有觉得，这三条听起来很像是专门针对特朗普政府的？这里必须多说一句啊，两位作者的确是站在民主党一边的，这里我们不去讨论美国的党派分歧，只是想强调一点，为什么经济学会产生这么多几乎成为常识的谬误？也许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解世界的方法出了问题。经济学家曾经以为，自己的工作类似于数学家或者理论物理学家，只需要写出漂亮的方程式，在餐巾纸上画出优美的曲线，就完美解决了现实问题。而现在经济学家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更类似于医生，再完美的理论也可能在实践当中走不通，有时候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往往是一些看上去没有理论支撑的土办法，一句话，不看广告看疗效。经济学家真需要。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大家的聆听，听书致富，请订阅听书致富的频道，点赞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个宝贵的知识，让我们共同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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