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简史》国家权力被金融系统架空，金融转移国家权力的逻辑

今天我们聊《主权债务简史》这本书。

它的英文书名是《为什么国家不违约：主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开篇，就给我们抛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

你知道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0多年里，全球发生过好几次主权债务违约的浪潮。那些国家一旦遇到政治危机或经济萧条，通常会选择不还钱。就像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很多欧洲国家，都宣布暂停偿还债务。换句话说，那时候主权国家成为老赖并不稀奇，反而是一种国家自救的常见策略，让国内经济有机会复苏。

然而奇怪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金融规则发生了悄然变化。我们经历了许多重大金融危机，比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但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几乎没有选择违约，而是宁愿让民众勒紧裤腰带，通过紧缩政策来偿还债务。这样做与早期大面积违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可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国家宁可痛苦还债，也不选择违约呢？

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4年以后，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一直在猛增，每年光利息支付就高达1万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球最贫穷100个国家的GDP总和。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违约率却非常低，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违约率也不到1%。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国家不断借钱还钱，而且从不违约？

本书的作者指出，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在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区分一下两种外债：本币债务和外币债务。

拿美国来说，它发行的美元债券是本币债务，因为它可以通过印钞来还债，所以本质上不存在真正的还款压力。而向拉美国家借入的美元债务就是外币债务，它需要通过出口创汇来获得美元还债，外汇储备不足时，债务危机就爆发了。唯一的例外是希腊等南欧国家，尽管欧元是他们的本币，但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所以欧元债务对他们来说相当于外币债务。这本书讨论的就是这种外币债务带来的主权债务危机。

那么，主权债务为什么能够存在呢？

从法律上说，这是个谜。一个公司欠债不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执行，但一个国家欠债不还，没有哪个国际法庭能真正强制他还钱。按理说，国家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借很多钱，然后赖账。但现实中，主权债务不但存在，还在不断增长。这就说明一定有某种机制在发挥作用，让这些国家不得不履行债务。

学术界提出了几种解释。

第一种是声誉理论，认为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长期信用，不得不按时还钱。因为如果没有信用，未来就没人愿意借钱给他，或者只能借高息贷款。这个解释看起来有道理，但与历史经验不完全吻合。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许多国家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的情况，而到了1970年代，这些国家又开始重新借款。数据表明，曾经违约的国家在借款时，并没有比那些从未违约的国家遇到更多困难，借贷的利息成本也相差无几。比如阿根廷，虽然多次出现债务违约，但投资者很快就忘记了这些历史，又涌向阿根廷的债券市场，因为他们认为阿根廷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同样的，希腊自1820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后，200年间也多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处于违约状态。但这并未妨碍希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继续借款，且利息水平与德国等信誉良好的国家相差不大。这表明国际投资者在评估风险时，往往目光短浅，他们并不太关注国家的长期信誉，而更关心短期的获利前景。关于国家会因为想保持还债信誉而履约的说法，似乎并不成立。

接下来是第二个假说——制裁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之所以按时还债，是因为害怕遭到债权国的制裁。如果不还钱，债权国可能会采取扣押资产、贸易禁运甚至军事干预等手段。在19世纪末期，确实有约40%的违约国家遭遇了这种制裁。比如在1902年，委内瑞拉因为主权债务违约，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派遣军舰封锁委内瑞拉的海岸线，甚至炮击港口。与此同时，美国也派遣海军陆战队，接管了多米尼加和海地等国家的海关，以确保这些国家用关税偿还债务。然而，二战后，这种军事干预的威胁基本消失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主权债务违约而遭到军事威胁，甚至连贸易制裁的情况都很少发生。比如在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期间，美国并没有对拉美国家实行贸易禁运，而在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中，由于债务国都是欧盟成员国，贸易禁运的可能性更是为零。因此，虽然制裁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威胁作用，但在今天，已不再是迫使国家履行债务的主要手段。

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说。这个假说认为，民主国家拥有更健全的货币体系，因此违约的概率更低。随着二战后民主化浪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民主政体，违约率也随之降低。然而，历史却与这一理论背道而驰。比如阿根廷，在军政府时期被视为按时还债的模范，而1983年和2001年的两次重大违约，却发生在民选政府时期。相比之下，非民主政权的墨西哥，在债务问题上对债权人表现得更加顺从。甚至国际评级机构也没有给民主国家的主权信用加分，在他们的评级中，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信用评级几乎没有差别。因此，制度说同样不能解释现代主权债务国不违约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国家越来越不敢违约呢？作者提出的观点是，这与金融系统在全球事务中权力的增加密不可分。过去50年间，金融系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政府，甚至可以影响主权国家的决策。换句话说，民主国家的一部分主权，已经悄悄转移到了全球金融系统的手中。这种权力转移与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金融化息息相关。

1930年代大萧条后，全球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相对瓶颈，几乎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危机。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几乎每隔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这是因为在大萧条和二战的冲击下，国际资本市场被冻结了40年，直到1970年代才重新复苏。随着跨境资本的回流，世界经济逐步进入了金融化的进程。这种金融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金融机构的集中度不断提高。1970年，美国前五大银行的资产占整个银行业总资产的17%，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飙升至52%。英国的银行业资产占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上涨到2010年的550%。与此相伴，主权国家的债务也开始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代的10%上升到2000年的40%以上。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税收和国有企业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其财政需求，借款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因此，谁掌握了信贷的创造和分配权，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作者将金融的这种特权称为结构性权利，这种权力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并通过市场规则、有条件贷款以及债务国精英的作用，来影响国家行为。

理解了这些机制，就能解释为什么主权国家不敢轻易违约，这也是本书的核心理论。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种执行机制——市场规则。意思是一旦一个国家背负了债务，但无法按时还款，债权人就会采取一些市场手段来对付它，比如抛售债务、撤资、停止贷款等。这些行动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这么一想，债务国的政府当然不敢随便违约。

我们拿1980年代的墨西哥举个例子。在1973年到1982年这10年间，墨西哥的外债以每年30%的速度飞涨，从40亿美元飙升到800多亿美元，差不多占到了墨西哥GDP的一半。而那段时间，发展中国家要支付的外债利率也不断攀升，1982年，平均利率超过了15%。墨西哥政府为了还债，几乎耗尽了所有外汇和黄金储备，只能不停的借新债、还旧债。即便是这样，墨西哥政府从来没有考虑直接宣布违约。为什么呢？因为墨西哥的经济严重依赖国际贷款，他们连主食、玉米都需要从美国进口，工业生产也离不开进口的设备和原材料。如果他们违约了，国际债权人肯定会联手封锁，彻底切断对墨西哥的贷款供应。到那时，墨西哥就没钱进口这些必需的物资，经济很快就会崩盘。

你可能会想，难道国际债权人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比如我要是只对A银行违约，为什么B银行也要停止贷款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作者称之为债权人卡特尔。从1970年代开始，国际金融系统逐渐被一些大银行所掌控，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换句话说，如果你对其中一家银行违约，整个银行体系都会对你采取一致行动，你将得不到任何信贷，哪怕是短期贷款。而对于那些外汇储备本就枯竭的拉美国家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打击。更绝的是，这些国际金融巨头不仅自己抱团，形成了债权人卡特尔，还不允许拉美国家组建债务人联盟。比如，1984年，阿根廷曾召集了11个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计划组建一个联盟来和国际金融集团谈判，他们打算如果不减免债务，那就集体违约。然而，金融集团用一事一议的策略瓦解了这个联盟，他们只和每个国家单独谈判，并且给愿意单独谈判的国家更好的债务减免条件。结果墨西哥率先妥协，拉拢了其他国家，孤立了阿根廷。最终，这个债务人联盟没能成立，没有一个国家宣布违约，大家依然在偿还利息。从1980年到1986年，至少有49个国家和地区与国际金融集团签订了超过100个债务重组协议。虽然这些协议看起来削减了一些债务，但实际减少的比例并不大，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净减少额只占总债务的15%。通过这些协议，国际金融集团成功地把各个债务国套牢在了借贷游戏里，让他们再也无法反悔。市场规则，便是夹在债务国头上的第一重紧箍咒。

第二重紧箍咒则来自官方债权人的有条件贷款。这些官方债权人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IMF。在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很多国家向IMF求助。表面上看，IMF的介入似乎是好事，毕竟当债务国从私人金融集团那里借不到钱时，IMF还能提供紧急援助。但问题是，IMF的贷款条件比私人银行还要苛刻，他们通常要求债务国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取消资本管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部门，甚至还要求私有化能源、电信等国有企业。这些苛刻的条件，实质上是要求债务国牺牲一部分国家主权，以便最大限度地从债务国榨取经济资源。而且，IMF的紧急贷款不是一次性到账，而是分批发放的，债务国必须逐步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并且必须继续支付私人金融集团的利息，IMF才会发放下一笔贷款。更麻烦的是，私人金融集团通常也会附加条件，要求债务国接受IMF的改革方案，才会同意进行债务重组谈判。作者指出，IMF实际上扮演了私人金融集团的官方守门人角色，因为私人金融集团自己不好意思提要求那些削弱主权的条件，就由IMF这个官方机构来提出。同时，IMF还充当了金融警察的角色，监督债务国是否遵守财政纪律。此外，IMF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作用，他为私人金融集团背锅，帮他们承担风险。所谓的风险敞口，指的是没有做担保或者对冲操作的贷款，如果债务国违约，银行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仅墨西哥一国的债务就高达820亿美元，占美国六大银行总资本的48%。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警告称，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大对IMF的资金支持，让IMF介入救火。其中的奥妙在于，有了IMF的救助，私人金融集团就可以趁机减持拉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减少他们的风险敞口。这样一来，坏账的风险就从私人银行转移到了IMF，而IMF的资金是由各国政府共同出资的，如果出现坏账，损失由各成员国共同承担。在后来的欧债危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操作。2010年，希腊政府背负了总计300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其中有近80%都是向外国债权人借的，这些债权人主要是欧洲的私人银行。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三驾马车”紧急出手，推出了一笔11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具体来说，欧盟成员国出了800亿，剩下的300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不过，内部人士透露，这笔所谓的紧急贷款，表面上是救希腊政府，但其实是在救那些持有希腊债券的私人金融集团。希腊政府不仅要顶住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还得用这些贷款偿还私人金融集团的债务。事实上，只有5%的救助资金真正用于希腊政府的支出，其余的都流向了这些金融集团。到2012年，情况更为复杂，欧洲的金融集团成功地撤出了他们的资金，持有希腊债券的比例从80%降到了20%。这意味着，风险悄悄从私人集团转移到了公共机构，最终由欧盟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共同承担。这就是希腊债务头上的第二重紧箍咒——官方债权人的有条件贷款。这些贷款不仅是为了偿还债务，还起到了帮私人集团分担风险，并对希腊政府进行严格监控的作用。

再看第三重紧箍咒，这涉及国内精英的作用。前两个压力来自外部，但第三重压力是国内问题。当一个国家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时，如果国内各个阶层团结一致，坚决不偿还外债，国外债权人其实也无计可施。但问题在于，债务国国内的利益并不一致，很难形成统一对外的阵线。如果债务国决定暂停偿债，虽然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恢复，但短期内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混乱、资本外逃等负面效应，国内富人和企业主的资产会大幅缩水。因此富有的精英阶层更倾向于继续还债，而普通劳动者、退休人员等则会因为紧缩政策遭受更大冲击，比如希腊的失业率飙升，工资大幅下降，贫困人口收入减少了45%。这种不平衡，导致了债务国的普通民众倾向于违约，而精英阶层则倾向于继续履行债务。这给了国际金融集团一个机会，他们会支持那些对外债权人友好的精英阶层，比如银行家、金融专家等，这些人能帮助债务国获得急需的短期贷款，或进行债务重组，避免经济崩溃。在拉美债务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危机越严重，国内的金融精英越重要，他们坚定支持还债，并把主张违约的声音压下去，逐渐将财政纪律内化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最终，即使民选领导人想违背这个方向，也会被国内的金融系统绑架，不得不屈服。比如，希腊的紧缩政策曾引发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民众把执政党赶下台，选出了主张违约的激进左翼联盟。2015年7月，希腊举行公投，否决了债权人提出的救助方案。然而，金融官僚们却通过渲染违约后果的恐怖景象，加剧了资本外逃和金融动荡，结果是自我实现的危机预言。仅仅一周后，激进左翼的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接受比之前更苛刻的救助协议。这就是第三重紧箍咒的威力。

好了，关于《主权债务简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聊的差不多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债务国不敢轻易违约。传统的解释包括声誉损失、经济制裁等，而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这是由于国际金融集团掌握的结构性权利。具体来说，他们通过三种方式来执行：第一，债权人组成的卡特尔可以切断债务国的流动性，迫使其经济崩溃；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官方机构通过紧缩政策和自由化改革来监督债务国政府；第三，利用债务国内部的金融精英，把财政纪律固化为政策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种结构性权力已经深刻动摇了民主社会的基础，特别是在希腊危机中，希腊民众对民主和欧盟机构的信任严重受挫。希腊作为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最终被迫压制了自己的民主进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关于这本书，我摘录了几句精彩文稿，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一、历史告诉我们，主权债务危机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它暴露了现有体系的缺陷，也催生了新的解决方案和思维模式。

二、主权债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关乎政府的信用，关乎民众的信任，关乎国家的未来。现代社会中，债权人需要为坏账承担部分责任，而不是由债务人承担所有责任，直到付出最后一磅肉。

好啦，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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