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史》时代大潮中的社会众生相，揭示日本经济增长和停滞背后的奥秘，犀利

您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本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书，名字叫《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战后经济曾经一度迅速崛起，而如今却陷入了停滞。究竟是什么让这个邻国的经济历经起伏？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日本劳动力短缺，财政严重透支，首都东京遭受大空袭，几乎被夷为平地，而地方县市更是破败荒凉，广岛和长崎更成为了不毛之地。怀揣着如此沉重的包袱，日本这个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却在废墟中快速崛起。仅仅20几年的时间，就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日本经济奇迹”。

然而，日本的高速发展并没有持续下去。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步入了“失落的20年”，至今增长依然乏力。从繁荣到瓶颈，整个经济沉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70年的时间。

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一直在关注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试图深挖、总结、解析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停滞的内在逻辑。目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之一是，这与二战后美国的深度介入有关。一方面，政治民主化为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在美国军事控制下，日本卸下了军费负担，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振兴经济。

然而，今天我们讨论的这本书的作者野口悠纪雄对这种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解读日本战后经济的逻辑，要追溯到更早的1940年，必须充分考虑战时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的深远影响。他将这种观点称为“1940体制历史观”。这一历史观贯穿于他对整个日本战后经济历程的理解，是这本书的基础，也是一个始终贯穿的关键词。

为了提出独特的观点，往往需要更深刻的洞察和更高的视野。野口悠纪雄具备这样的能力，与他的自身经历密不可分。野口本人出生于1940年，东京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日本财政部大藏省工作。他曾公派留学到美国，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野口的成长经历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历程完全重合，因为在财政部的职务和从事经济研究，他见证并深度参与了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因此，野口既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亲历者，又具备国际视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既能用“狗眼看社会”，从微观视角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又能用“鸟眼观天下”，用宏观视角审视政策的得失。

所以，《战后日本经济史》一改以往经济史的全宏观视角，作者巧妙地穿插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这时，我们既能从宏观和理论了解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也能直观地感受经济变化对每个个体人生的影响。

他的“1940体制历史观”建立在对方方面面综合思考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日本经济，形成了这一历史观。

这个“1940体制”史观和普遍的历史观有何不同呢？简而言之，野口认为，战后美国的介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1940年前后日本在二战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1940体制”仍然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要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必须从1940体制入手。

那么这个“1940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在于国家的统筹。在战争时期，各国经济政策通常与和平时代有所不同，更强调国家对资源的调配，就像美国和苏联在当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一样。而日本的情况是，一方面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扩大，需要为多线作战提供后勤。主战派的官员自然而然地希望政府能够全面、深入地统筹国家经济，为战争提供支持。在国会推动了国家总动员法的立法之后，1940年，正式确立了日本战时体制的经济路线。随后，岸信介成为主张国家统筹经济的商工大臣，全面推动政府的统筹经济政策，生产生活、收入、消费、衣食住行都由国家限额配给。顺便提一下，这位岸信介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也是日本右翼政治家、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岸信介生前是个体面人，建议大家呸一声再走。

好，说回书中。战后美国介入日本，主要进行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对日本经济的干预相对有限。再加上岸信介战后还担任总理大臣，因此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脱离战前，而是延续了其传统。因此，野口将战后这种虽然不同于战时体制，但仍以国家统筹为特色的经济体制称之为“1940体制”，并从这一出发点提出了他的“1940体制经济史观”。

那么，这个“1940体制”是如何助推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的呢？又是如何演变成日本后来的经济停滞的原因呢？经过经济停滞后，日本又该何去何从呢？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剖析，用“1940体制历史观”来探讨日本战后经济的跌宕起伏。

咱们先来说说日本的崛起，看看这个“1940体制”怎么在战后让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为日本崛起提供了体制基础。“1940体制”的特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强调国家统筹。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金融体系主要采用间接融资，而直接融资的比例很小。简单来说，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证券业的规模相对有限。在这种金融体制下，企业和项目融资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银行贷款，而不是通过公开发行债券或股份。同时，在金融机构方面，日本对金融牌照的发放实行严格的限制，新设或注销金融机构都相当困难。利率方面，政府指导金融机构的业务，存款和贷款利率。在汇率方面，战后日本实行了外汇管制，资金进出日本都需经过审批，受到一定的管制。因此，政府在金融市场方面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政策调控引导资金的流向。

不论是哪个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时候，通常优先发展重工业，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交通等领域。然而，这些重工业往往需要大量资金、较长投资周期，并需要多年才能实现回报。一般而言，如果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为主，或者让市场全面自由竞争，资本往往会更青睐那些轻工业和服务业等更易迅速盈利的领域，而不太愿意优先投向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回本的重工业企业或项目。但是，由于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体系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提供优惠利率、增加贷款额度，甚至通过直接国家投资、设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引导资金流向这些重工业领域，优先推动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日本战后最早崛起的企业，如综合冶炼的日铁、汽车制造的丰田、矿业的日立、电力的东芝等，都是日本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对产业格局产生影响的结果。

大规模基建的繁荣，如果没有国家统筹的力量，很难迅速推动这些项目。因此，尽管在政治体制上，日本在战后受到了美国的深刻影响，在经济体制上，却与英美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日本的经济体系更像是一种国家统筹的市场经济。野口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在战后形成了这种带有强烈国家统筹特色的“1940体制”，政府能够充分引导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那些虽然见效慢，但长期利益可观的产业领域，从而缩短工业化进程所需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如今的发达有轨交通系统、领先的传统汽车工业，以及先进高效的冶炼技术，可以说都源于战后对那些周期较长、涉及百年大计的产业的先导发展。这其中的功劳，“1940体制”可谓功不可没。

你或许会追问，既然“1940体制”这么行之有效，为何不一直贯彻下去，让一切繁荣兴盛呢？为何日本在崛起之后，却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呢？谈到这一点，野口的看法是，正是因为执着于“1940体制”而导致了停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随着日本崛起，伴随而来的各种问题，让“1940体制”越来越无法胜任。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动，日本经济在20年内实现了高速增长。到了1968年，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日本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日本的商品出口逐渐增多。而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也逐渐扩大。随着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关于日本的进口会损害美国企业的言论既助长了日本的自豪感，也引发了美国的危机感。贸易赤字的经济问题逐渐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最初始于纺织品，这主要因为日本战后初期走的是劳动密集型的道路，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美日贸易谈判基本上都集中在纺织品领域。当时贸易摩擦实际上主要是经济问题。然而，随着日本重工业化的推进，制造工艺和效率的提升，贸易摩擦逐渐扩大至钢铁、铸造等工业领域。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半导体、机电行业以及整车制造行业的质的飞跃，贸易摩擦迅速扩展至半导体和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特别是在汽车制造方面，直接对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传统制造业巨头形成冲击。美日贸易摩擦，尤其是在汽车领域，逐渐演变成为美日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一贸易摩擦的直接结果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当时，随着日本和德国在战后持续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发达国家的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协议，强制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从协议签署开始，日元持续升值，从一美元兑换235日元，一直下降到一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的水平，几乎腰斩。这使得日本的出口经济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曾提及，“1940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资本跨境流通进行严格管制，强调政府对产业和金融的干预和引导。然而，在周边市场环境面前，这一体制很容易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时间和效率难以掌握。为了抵御日元的快速升值，日本不得不在国内采取降息等手段进行对冲。然而，这次持续6年的货币宽松环境，却为另一个巨大的冲击埋下了祸根，那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

为了缓解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逐渐解除了金融领域的一些管制，采取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化的阶段性措施，同时搭配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经济。简而言之，一方面是多元融资方式的开拓，一方面是降低资金获取成本。这原本是刺激经济的一贯政策，而且的确缓解了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然而，股票、债券、信托、基金、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投融资渠道的开放，使得参与投资和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借贷投资、借鸡生蛋的理念也开始盛行。与此同时，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的利率宽松政策，也刺激了社会的投资情绪。政府未曾预料到的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关注理财、技术、经济，逐渐偏离了原本务实的生产经营轨道。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全民炒房。这轮刺激导致日本地价一轮又一轮的飙升，拆迁、倒卖土地成了快速致富的手段，方便出售的超小户型应运而生，开发土地面积狭小、容积率高的“铅笔楼”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景观。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带动了对房产的投资热情，从城市住宅到乡村别墅，再到高尔夫球场，甚至海外地产投资，整个对房产的热情不断高涨。日本土地价格在80年代到达顶峰时，增长超过五倍。此外，股票、债券和艺术品也称为炒作的热门对象。日本经济以一种几乎要买下全世界的姿态，沉浸在全民投资炒作的热潮中。

早在1987年，野口就曾指出这种投机热潮的危险，他也是用“泡沫”一词形容日本当时经济状况的第一人。就像泡沫一样，总有一天会破裂。然而，日本经济在应对泡沫破裂时，却显露出先天不足。我们前面也提到了，“1940体制”下的日本经济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通过发行大规模的保本保收益产品筹集资金，实际上是一种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为主的间接融资业务。在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一旦产生不良债权，几乎都会堆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手中。那么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金融机构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复杂的同业交易来隐藏不良资产，延缓泡沫破裂，将问题掩盖得淋漓尽致。这实际上放大了泡沫的规模，一旦揭开遮掩的面纱，问题就难以收拾。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就像是经济体的输血和造血系统，大规模的金融崩溃将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瘫痪。一旦问题浮出水面，政府势必得伸出援手，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无法立即纠正市场偏离正轨的趋势。

野口指出，正是由于“1940体制”下金融系统的固有缺陷，导致了日本泡沫更为严重，处理问题更为困难。在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后，涌现出高达100万亿日元的巨额不良债权，这让日本政府不得不斥资不低于10万亿日元进行救助，花费了至少10年的时间才最终解决了问题。而同样因为地产泡沫引发危机的美国，由于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为主，不良债权相对分散，金融机构隐藏不良债权的能力和空间都受到限制，所以仅用了一年时间，美国就基本摆脱了困境。

此外，在国家统筹的体制下，权力集中于政府，容易培养出官员腐败。作者所在的日本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结合体，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作者亲眼目睹了很多同事出事，尤其是那些平时看起来谦逊儒雅的同事，竟然也陷入腐败，让作者感到唏嘘不已。

由此可见，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1940体制”开始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时势。曾经造就日本崛起的体制，如今却成了绊脚石，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那么，未来日本将何去何从呢？这个问题，野口认为还是得从“1940体制”入手。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这一体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时势，基本上是因为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它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也愈发复杂。野口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政府主导的“1940体制”，日本将难以适应如今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此，野口主张，日本应当对“1940体制”进行反思，进行构造性改革，也就是进行体制改革。

他认为，日本的企业组织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应更加强调市场经济。例如过去的大型企业垂直一体化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在如今技术主导的市场中显得过于笨重，需要改革。另外，日本的产业结构不能因为在2000年以后制造业再次回暖，就继续执着于制造业。野口认为，那轮制造业回暖实质上是因为当时日元经历了一轮温和贬值。他提醒，仅依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推动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日本应更关注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而不能对制造业抱有太高期望。

那么，美日贸易摩擦给日本带来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坚持拉动内需，通过内生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日美贸易摩擦和泡沫经济之后，金融体系几乎被迫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未来应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减少政府的干预。

同时，野口还提出，“1940体制”现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因为在日本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国民的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相较于在制度上进行变革，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打破“1940体制”下社会思维的定势。举例来说，在“1940体制”下，曾经给劳动者带来安全感的终身雇佣制和大企业的年工序列制，在重工业时代确实是非常良好的制度，员工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力的工作。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强调的是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思维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鼓励懒惰、消磨斗志的观念，员工开始依赖组织，对任何不满都视为组织疏忽。野口认为，如果不打破这种“1940体制”的思维定势，日本将无法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经过70多年，日本已经度过了一个时代。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日本经济都经历了巨变。野口认为，如果还一味贯彻“1940体制”，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滞后于全球前进的步伐。因此，野口呼吁，必须加速日本经济的体制改革，更深入地拥抱市场化和自由竞争。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早日摆脱经济停滞的困境，重新焕发生机。

好，到这里，《战后日本经济史》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说完了。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观点。大家通常认为，是美国通过民主改革和军事介入，解放了日本的军费负担。然而，作者野口悠纪雄提出了独特的“1940历史观”，认为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与战前的国家统筹不可分割。正是这一由政府自上而下描绘经济蓝图、统筹国家资源调配的“1940体制”，创造了日本的奇迹，使其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这“1940体制”也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时，它因先天不足而力不从心。虽然经过一些变革，比如金融市场向国际资本敞开，直接融资比例逐渐上升，以及日本邮政和国铁的私有化等产业领域的改革、国退民进等等，然而，野口认为改革的速度和深度还不够，并且他批评了近年来一些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回归了国家统筹思维。因此，他呼吁日本要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增长的战略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若要摆脱“1940体制”的束缚，实现经济的脱困，必须迅速深化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

好啦，我们前面已经讨论完了这本书的内容，最后再说一些额外的话题。谈到日本经济，我们经常听到有关泡沫经济破裂、失去的20年、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等议题，似乎日本已经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人们自然会觉得日本经济不再强盛。然而，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并未大幅衰退，而是停滞，经济水平仍然很高，总体上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若以人均 GDP 这一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指标来看，日本早已超过4万美元，而中国则仅有1万6000多美元。这并非因为日本人口少，事实上，日本的人口密度几乎可以与中国的福建、广东相媲美。此外，东京的人口密度几乎是北京的1.5倍。因此，确切地说，日本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其经济总量仍然庞大，所谓“失落”，更多的是相较于日本曾在高速增长时期的自身，而非经济实力大幅减弱。

此外，日本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是在2000年后的23年内，日本就斩获了19项诺贝尔奖，这在科技和学术方面可谓高居世界之巅。所以说，在认识并理解日本的经济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简单判断日本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不能因为我国这几年的快速发展而轻视他们。就像《三体》中的那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还有，对一个文明最高的敬意是赶尽杀绝，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日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中分析共性和个性，思考经验和教训。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国家统筹的宏观调控的平衡点在哪？外向经济和国内需求到底谁是经济中心？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算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应当按照怎样的节奏和方向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所不同。日本经过国家统筹的方式快速完成工业化，又在国际国内环境的新要求下进行体制改革的做法，实际上和很多国家都有相似之处，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是绝佳的案例素材，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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