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经济真相》隐藏在众多社会话题背后的经济谬误，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

  你好，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被掩盖的经济真相》，副标题是“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通过本书，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建立在谬误之上的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隐藏在社会话题背后的经济谬误和真相。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一些社会问题的各种争论，理论和数据交织。比如说，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男性，人们纷纷给出各种解释。有人从文化和习俗的角度，认为是因为家长更看重男孩，导致女性在职场上的竞争劣势。还有些人从生理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和男性的体能和特长不同，导致了职业选择和收入的差异。同时，有人认为女性遭到歧视，表现为同工不同酬。那么，到底应该相信哪个因素，或者哪个因素更加重要呢？我们今天解读的《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这本书就专门探讨了这些备受争议的话题。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多个领域的现象，比如两性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大学管理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指出了我们研究这些问题以及争议背后的经济谬误的方法。虽然作者的调研和数据主要是针对美国人的，结论也未必直接适用于当下的中国，但他在研究这些问题时采用的方法以及揭示的经济谬误，对我们今后的思考和观察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托马斯·索维尔，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地教授经济学。他的《基础经济学》被翻译成了六种语言，受到各国学者喜爱。此外，他还广泛涉足其他社会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

那么，不多说了，让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作者在书中指出了几种最基本也最常见的经济谬误，然后通过六个比较热门的社会话题，揭示了这些话题背后的经济真相和谬误。我挑选了其中的三个来详细聊一聊，他们分别是零和型经济谬误、合成谬误和棋盘型经济谬误。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零和型经济谬误。零和这个词你肯定不陌生，在市场经济如此普及的今天，认为交易不创造价值，只是一个零和游戏的，可能已经很少了。然而，这种零和型思维还是存在的。比如，你每天早上都在楼下的早点摊买一个煎饼，五块钱。有一天，老板告诉你，今天天气不好，煎饼涨价到八块钱了，你可能会心里不爽，感觉被宰了一刀，觉得应该有个像物价局一样的机构来监管。这时候，你的目标已经不是交易本身了，而是指向了交易创造的价值。解释一下，这种谬误本质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就是认为每个交易创造的价值是固定的，交易双方来分这个价值。既然这个价值是固定的，那你分的多了，我自然就分的少了，所以不公平。因此，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要在交易双方之外，引入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公平地分配这个交易创造的价值。可事实上，这个价值根本就不是在交易之前确定的，而是在交易之后才出现。交易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交易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如果连这个价值都是不确定的，那你分的多了，我就分的少了，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也就是说，零和型谬误的基础就不成立。那这样的话，那个公正的第三方，又怎么能够公平地分配这个交易创造的价值呢？比如在大多数社会、大多数时间内都可以观察到，女性的平均收入要比男性低，这个事实很多人觉得主要是因为女性受到了雇主的歧视，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同工不同酬。于是就不断有人呼吁建立反歧视的法律和针对女性的特殊政策，来消除这种不平等。但如果把女性就业看成是女性向雇主出售劳动力的交易，只要这里面不存在暴力、胁迫，反歧视的法律和针对女性的特殊政策，就能够合理地分配这个交易创造的价值吗？从零和型经济谬误的角度看，恐怕不能。但要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想法，恐怕还要更进一步，看看到底有没有男女同工不同酬这回事。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要认清这个经济真相，关键是统计数据要具有可比性。你不能笼统地把男性和女性的收入进行对比，即使是限定在单身男性和女性之间也不行。那么有什么影响因素呢？作者认为，对今天的性别收入差异影响最大的就是生育这个根本的生理差别。生育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女性的收入。

第一个影响体现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上，不同的教育经历一定会反映在收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军人返乡，从1946年开始，美国迎来了所谓的婴儿潮，直到1964年18年间，共有7590万婴儿出生，约占美国目前总人口的1/3。在这段时间，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出现突然的下降。直到1956年，女性开始推迟结婚，并且越来越晚，婴儿出生率也开始下降。随后整个20世纪后半期，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比例就一直在快速上升，期间婴儿的生育率则是迅速下降。由此可见，女性的生育情况与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比例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而不同的教育背景最终会在女性的经济收入上有所反映。

第二个影响就体现在女性的工作连续性上。生育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会中断工作一段时间，尤其是那些高端、薪酬相对较高的职位，通常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不间断的投入，得一直在竞争的前线保持领先。生育会在这些职位上削弱女性的竞争力，甚至对于未婚生育的女性，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导致男性和女性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此外，生育对工作连续性的影响，还会在女性的职业选择上显现出来。比如，一些行业知识更新迅猛，像 IT 行业，短暂的间断可能带来致命的影响。而在英语专业或教育学这样的领域，影响相对较小。通常知识更新速度快的行业薪酬较高，也因此造成了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差异。

第三个影响则显现在婚姻策略中，进而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和收入。实际上，家庭责任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不平等分配，通常女性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导致女性在职业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工作时间较短、规律、工作强度较小的职业。比如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女性律师更倾向于选择工作时间规律、压力较小的职位，而不是那些每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还要随时待命，可能还要飞往不同地点的业务律师。女性这种选择就好比是一种投资，投入了职业发展，为支持丈夫取得更高收入做了贡献。所以，看到同龄未婚女性的平均收入高于已婚女性，没有孩子的已婚女性的平均工资高于有孩子的女性，并不足为奇。而且，婚姻对男性的正面影响和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将一直发挥作用，即使已经离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离婚时，女性通常会得到额外的保护。在剔除这些影响后，我们再来比较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情况。一项美国的调查结果显示，21~35岁没有孩子的女性，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与同等情况的男性相比，收入差距都小于5%。甚至在已经超过生育期且从未结婚的全职女性和男性中，女性的收入有时甚至略高。就如《经济学人》杂志所指出的，女性的平均报酬低于男性，主要原因并非同工不同酬，而更多是因为他们通常未能达到职业层级的高位，或者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些薪酬较低的职业。

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零和型经济谬误。这种错误观念认为交易创造的价值是固定的，你得到的多了，我得到的就少了，于是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公平地分配。实际上，在交易完成前，没人知道一个交易会创造多少价值，所以不存在你分的多了，我就分的少了这个问题，第三方介入很可能增加交易达成的难度。

好，说完零和型经济谬误，再聊一下合成变化型经济谬误。这种谬误的表现是，人们比较的是统计类别，而不是具体的个体，错误地用类别之间的变化代替了实际个体的实际变化。比如统计显示，1960年到2000年，最富裕和最贫穷的20个国家人均收入比从23比一上升到了36比一。因此，有人认为国际贸易增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然而，实际上，这两个时间点的最富裕和最贫穷的20个国家并非同一批国家。如果只看1960年的那组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比已经减小到十比一。也就是说，结论正好与之前相反，国际贸易实际上有助于减少国家间的不平等。如果关键政策建立在这样的错误结论之上，情况只会更糟。人们在讨论贫富差距时，很容易陷入合成变化型谬误。以美国为例，作者认为美国人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主要是因为陷入了合成变化型谬误。有些人利用一些统计数据花招，给人制造了穷人越来越穷的感觉。比如统计数据显示，1969年到1996年，剔除通货膨胀后，美国住户的平均实际收入仅增长了6%，看起来增长幅度很小。但问题在于，这个住户平均收入实际上，这几十年里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1%，请注意，是人均。由于人均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人们变得越来越有能力自己负担生活开支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不再与家人、朋友同住。结果导致这几十年里，美国住户的数量显著增加，同时住户内的平均人数却一直在下降。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6%的增幅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也是基于住户收入的统计数据的。有报道称，前20%的高收入住户和最后20%的低收入住户之间存在惊人的不平等，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然而，真相是什么呢？让我们将前20%的高收入住户和后20%的低收入住户想象成两个一样大的箱子，箱子里的铁球代表住户的人，铁球的重量代表他们的收入。这两个箱子的重量差别很大，究竟为什么呢？首先，两个箱子里的铁球数量相差很大。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前20%住户的人数是后20%住户的1.6倍，两者相差了2500万，几乎是美国人口的1/10。其次，两个箱子里的铁球重量也相差很大。如果我们把工作的人口比作十斤的铁球，前20%住户内的十斤铁球数差不多是后20%住户的四倍。如果考虑到全职工作人口，这个差距甚至会扩大到五倍。也就是说，一个箱子里不仅放的铁球数量比另一个多得多，而且这些铁球还通常是实心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箱子的重量差别会如此之大。所以真相是，前20%的住户内住着更多的人，而且其中的工作人口比例更大，因此在工作报酬上涨时，所谓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在讨论贫富差距的时候，不当地使用统计数据相对容易辨认，因为一旦使用了含糊不清的词汇，就很容易陷入合成变化型谬误的误区。比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我们要意识到穷人并不指代某个具体的人，富人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全社会的收入分成五档，每当占20%的人口，我们可以称最前20%的为富人，最后20%的为穷人。但你要明白，真实的人是在这五个区间中流动的。就算最后20%的人收入一直没增长，也不代表原本在这个区间的张三和李四收入始终没变过。就像你所在公司的新员工，薪水一开始是1000块每月，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直拿着1000块，经过几年，你可能每月已经拿到1万块了。书中提到了密歇根大学花费数十年跟踪调查上万的样本的例子，发现在1975年收入排在全国最后20%的人中，16年后还留在这个层级的只有5%，甚至有29%的人流动到了最前面的层级。也就是说，排在最后的大多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收入层级移动到另一个。实际上你根本无法确定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因此，穷人和富人只是两个统计类别，我们下意识地用他们代表具体的人时，就容易产生混乱。合成变化型谬误指的是错误的把某个统计类别的变化当成了具体个体的变化。在讨论贫富差距问题时，我们应该关注具体的人，而不是某个统计类别，否则很容易被误导。要排除合成变化型谬误的干扰，以免我们的关注被吸引到无效甚至有害的低收入人群向上流动的方向。

最后，我们来谈谈第三种谬误，棋盘型经济谬误。这个谬误的本质是将人类行为视为操纵象棋上的棋子一样，以实现棋手预期的目标。然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因为棋手未考虑到人的行为会随着环境和激励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机械地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推测条件变化后的结果。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担心一旦价格放开，穷人可能就吃不上饭了。这种担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物质生产能力的推测。然而，一旦价格放开，整个社会的激励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大家担心的体重是否会继续增加，而不再是吃不饱的问题。再比如，教员制度和终身教职制度是广泛采用的两项制度，被认为是美国大学成功的关键原因。然而，作者认为这两项制度所导致的结果已经偏离了人们的预期，属于典型的棋盘型经济谬误。首先，咱们来理解一下这两项制度的意思。所谓教员制效，指的是美国大学里的教员，他们可谓是既是员工又是管理者，他们决定着大学的课程设置、招聘政策以及校园规则的制定。因为比如在化学系应该上什么课，或者物理系应该拓展哪个研究方向，又或者经济系需要招些什么样的人以加强宏观经济研究，这些问题在这些专业领域里教员是最了解的。而终身教职的设立，则是为了给大学教员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确保他们有足够的学术自由，不用担心后顾之忧。作者认为，教员制校和终身教职这两项美国大学的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大学和大学教育的激励方式，而正是这种特殊的激励方式改变了大学和大学教员的行为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些设计者意料之外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通常期望教员应该从最有利于教学的角度为学生选择教材，可是实际上很多教员承认，他们选择教材的标准是看哪家出版商给的回扣多。此外，教员们因为特殊的保护政策而放纵，这也反映在上课时间的安排上。从更有效利用学校教师资源的角度看，课程应该均匀地分布在各个时段，就像我们高中时的课程表一样。但事实上，教员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安排课程，比如愿意避开早晚高峰期，这导致课程集中在几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没有课，增加了学校在硬件方面的投入，比如新建更多的教学楼。甚至斯坦福大学这样财力雄厚的学府的教务长也曾抱怨教师资源的浪费。另外，学生在选课的时候很容易碰到几门课程在时间上发生冲突的情况，使得原本可以在4年内修完的学分不得不延长到5年甚至更久，这无疑会加重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浪费了学生的时间。还有，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教员们有时候更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学生的需求。比如，为了减轻备课的负担，你可能会在一些大学历史科目的课程表里找到有关动画史或酿酒史的课程，而找不到关于罗马帝国史或欧洲中世纪史的课程。因为动画史和酿酒史可能恰好是教员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更擅长。而那些关于罗马帝国史或欧洲中世纪史的课程虽然对学生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的形成非常有帮助，但因为这两个领域已经有了太多的研究，教员们很难再研究出新的成果。要是他们想要开设相关课程，就得做不少功课。结果，学生们可能只能掌握一些零散的知识片段。正如一位哈佛大学的前院长所言，传统的自由教育理想有点难以付诸实践。

再说说终身教职制度吧，大学支付拥有终身教职的教员费用是主要开支之一。哪怕这位教员已经跟不上学术潮流，或者在教学效率上有些欠缺，也不容易被解雇。因此，当有教员退休或去世时，学校更愿意雇佣没有终身教职，也没期望终身教职的教员。以1975年为例，当时37%的大学教员拥有终身教职，另外20%的教员在排队等着争取终身教职，总共接近60%。然而，到了2003年，约有2/3的教员与终身教职无缘，尤其是在一些非常知名的大学里，除非是像斯坦福这样的一流学府。这其中有一个有点模糊的地方，就是人们在谈论大学时，下意识地将声望高和提供高质量教育划上了等号。实际上，拥有终身教职的教员主要致力于科研工作，为大学争取经费和声誉。与此同时，大学更倾向于满足教员的研究需求，而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并不能直接从这些高水平的教育中受益。这也反映在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比例最高的四所大学中，都是一些规模较小，不足2000人的小型院校，而不是那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另外，美国有所谓的不升即走的体制，也就是说，大学教员在被雇佣一段时间后，要么被提升为终身教职，要么就得收拾包袱走人。这给教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我们之前提到了，有些教员在设置课程内容时，不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而是考虑到自己备课轻松的情况。因为年轻的教员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高质量的教学任务。甚至在一些大学，有一种说法是，获得年度最佳教师奖的美誉实际上是教员晋升之路上的死亡之吻。再来说说分数膨胀，这可是一种对大学教员有利，但对学生不太友好的现象。分数膨胀指的是一些大学教员故意评分很松，就算学生没有刻苦学习，也能拿到相对较高的分数。教员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在课程结束时受到负面评价，同时也不用应对分数较低甚至不及格的学生的投诉和纠缠。但研究发现，那些在初等课程中因为分数膨胀而得高分的学生，在高等课程中很难再取得同样的好成绩。至于设立教员制校和终身教职制度的初衷，其实是出于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保障学术自由，最终达到知识传承和创新效率提高的目的。但实际上，大学中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他们既不是为了追求学生的最大利益，也不是为了追求大学本身的最大利益。例如，一些大学投入大量资金修建更多的教室，以便同时开设更多的课程，即便这些教室在其他时段都是空置的。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属于棋盘型经济谬误，就是我们忘记了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们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教员制校和终身教职制度的实施改变了大学教员的激励方式，也进一步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然而，与人们最初期望的无私、知识传承和创新的态度不同，教员们更多地通过影响大学内部的各种规定来优先保障自身的利益。

本书内容差不多说到这了，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关键点。首先，交易在达成之前无法确定会创造多少价值，因此基于一方得多，另一方得少的零和经济谬误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讨论问题时不能只关注表面，要回归到具体的个体身上，而不是过于强调统计类别的变化，以免陷入合成变化型经济谬误。最后，避免棋盘型经济谬误，要时刻牢记人的行为会因激励条件的改变而调整。就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你不能期望有了安全气囊的司机还会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地开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关于这本书，我摘录了几句本书的精彩文稿，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咦，谬误并不仅仅是一些狂热的观念，他们常常富有道理，而又看似逻辑严谨，只不过是忽略了一些因素。最危险的行为莫过于拒绝让流行的主观信念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而只是根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既有的世界观来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一观念。许多预先假定之所以经受不起客观事实的检验，原因在于这些结论只是一些主观想法。这些观点的一种表现，是认为第三方观察者比当事人更清楚什么对当事人是有益的。”好啦，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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