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以病毒之眼重溯文明脉络，在生死博弈中揭秘人类社会的隐性进化法则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瘟疫与人》。

从古至今，看不见的细菌病毒一直伴随着人。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由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引发的大瘟疫，这些瘟疫往往能造成高比例的人员伤亡，导致劳动力数量锐减，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而在现代医学对病菌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前，人们对它们（病菌）的作用知之甚少。古人因为缺乏对微生物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只好把瘟疫归结为神灵对人类的惩罚，通过祭祀等手段，祈求神灵阻止瘟疫。

实际上，瘟疫在历史中的作用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家们仅仅是把瘟疫当做历史事件中的背景因素，没有去放大瘟疫的作用。但是本书作者认为，人类对瘟疫在人类社会上的作用认识是不准确的，人类低估了疫病的影响力。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是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格局、国家的形态以及文化的样貌。

《瘟疫与人》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当世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他创造性地跨越学科界限，以疫病为切入点，探讨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人类应对的措施。有学者认为，这本《瘟疫与人》是把疫病纳入历史视野范围的开山之作。在他之后，疾病、细菌、气候逐渐从历史的背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麦克尼尔在书中把传染病如何影响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政体的变革，做了完整的论述。

接下来，我将从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人和瘟疫之间时，其实不难发现，两者之间一直在努力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而且人类文明的发展，好像都贯穿着传染病的迁移史。那么瘟疫到底是如何塑造世界格局的呢？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史，像天花、疟疾、鼠疫等。这些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曾经的人类在这些危害性极强的瘟疫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不管是从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还是从贸易到战争，许多重大的人类活动都伴随着疫病，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农耕文明的出现，可以说是瘟疫塑造世界格局的第一次重要转折。在这之前，人类居无定所，并且时常迁徙，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个时期只要瘟疫传染的进程缓慢，就不会造成重创。但是进入农耕时代，人类长期或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地方，受到疫病侵扰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比如，当人类的粪便在居住地周围堆积时，大量的细菌、寄生物、病毒等便会滋生，人们与它接触的增多，肠道寄生物便会有机会进入人体，对人体造成伤害。又比如，人类精耕细作，灌溉农田，给病毒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繁殖环境，密集的人口又给病毒提供了有利的传染条件，这使得疫病在农耕时期开始了一定范围的传播。

之后跨国贸易的出现，更是给疫病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公元200年左右，东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天花、麻疹等传染病，这些疾病最早都是出现在印度、非洲等地，但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不断密切，这些疫病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让人难以控制。好在这个时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跨国贸易的规模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疫病还没有爆发式的增长。

而疫病真正开始疯狂传播是从战争开始的。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瘟疫都是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黑死病被认为起源于中亚或者东亚的蒙古高原。1346年，意大利的商人在卡法受到蒙古人的围攻，当时蒙古人军中已经爆发了鼠疫。蒙古人为了攻克卡法，便将患上瘟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瘟疫此后便在卡法城里开始蔓延。城内侥幸活下来的意大利人纷纷乘船逃亡。1348年，黑死病横扫欧洲，杀死了欧洲30%甚至60%的人口。总体而言，瘟疫在14世纪使世界人口从估计的4.7亿人减少到了3.50到3.75亿。

这次鼠疫使得西欧的封建制度也开始瓦解了。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告终，法国完成了民族统一，为日后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打下基础。英国虽然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法国领地，但英格兰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民族认同更加清晰，为日后在欧洲之外的扩张埋下了伏笔。从此，英国对欧洲大陆推行大陆军事政策，专注于欧洲之外的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帝国。

可以说，14世纪的鼠疫永远地改变了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由战争带来的另一场大瘟疫是16世纪的美洲大瘟疫，也就是天花。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人对这块大陆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野心，掀起欧洲人向美洲大陆拓殖的浪潮，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探险家和殖民者接踵而至。在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征服过程中，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这是一场关键的战役。阿兹特克帝国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可谓是易守难攻。1521年，当墨西哥殖民者的军队开始围攻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的堡垒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动致命反击，但是城堡里的军队却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却并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里的情形让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死尸遍地，到处弥漫着腐尸的气味。比西班牙军队更致命的力量已经横扫过这个城市，那就是瘟疫——天花。

对于天花瘟疫造成的可怕后果，一个目睹西班牙殖民者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过程的传教士描述：“在一些地方满门皆绝，死者太多以至于无法全部掩埋，而臭气漫天，只好推到死者房屋以作坟墓。”由于这场致命的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阿兹特克人无力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他印第安族人来包围特诺奇蒂特兰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正是由于这场瘟疫改变了美洲大陆的主人，进而也改变了之后几百年的世界格局。

当我们了解了瘟疫是如何塑造世界格局后，不难想象，国家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与瘟疫之间肯定也会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说说瘟疫对一个国家的内部塑造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每个国家的版图的背后，大多隐藏着一幅隐形的疫病版图。在古代国家建立初期，由于医学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很多时候疫病的传染路径往往能够限制一个国家的内部构造和发展前景。我们以中国为例，黄河在地理意义上是世界最为活跃的大河，流经区域较为特殊和复杂，特别是中游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地势高峻，水流湍急，中间侵蚀携带了大量的黄土泥沙。而到了下游冲积平原，地形平坦，水流缓慢，大量的泥沙沉淀堆积在冲积平原，形成地上河。观看地形及各方面条件，黄河流域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合耕种，而勤劳的中国农民克服万难，把巨大的冲积平原改成了星罗棋布的稻田，借助充沛的水源优势，通过建筑堤坝、修排水、凿运河等手段，建立成了完善的水利体系，加之先进的农业技术手段，硬是在黄河流域把农业开展得如火如荼。

可同一时期的南方，相比黄河流域拥有更温暖的气候、更充沛的雨量以及肥沃土地等优越的条件，可为什么直到东汉末年，江南地区依然是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呢？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繁，生产遭到破坏，北方人口才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才逐渐赶上。经过研究发现，这是由于中国北方与南方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导致的。南方的环境更为湿热，相比北方更容易滋生出寄生物。在黄河流域，冬天的低温会杀死无数不会冬眠的寄生物，而那些从南方来的寄生物，即使身上有着可怕的病菌，也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北方的天气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过于寒冷和干燥了。但是位于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却截然不同，这里的环境条件简直就是寄生物的天堂。而对于早已习惯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而言，想要适应南方迥异的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看来，大多数时候，人的生命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型寄生构成的平衡体系之中。微寄生指的是病毒、细菌或者多细胞生物，这些微小寄生生物能够在人体组织寻找到可以维生的食物源。而巨型寄生主要是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由于统治者要从劳动者的手中攫取食物，变成了依靠劳动者得以生存的巨型寄生者。

从微寄生的层面来看，古代中国人在向南迁徙时，随着地域越靠南方，各种疾病、寄生虫的威胁就更大，不断阻止着他们向南方继续前进。从巨型寄生这一层面来说的话，公元前600年后，黄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已经相对成熟，人们也慢慢地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生存环境等，加入儒学思想的影响，农民对统治阶级的剥削也在容忍中适应。到汉武帝时期，在中国社会内部，农民和寄生群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尽管期间会有一些小的波动，但是整体结构是没有变化的。

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这件事情上，一直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缓慢。值得庆幸的是，顽强的中国人没有因为病菌的阻隔而放弃南迁，尽管过程比较缓慢，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最终战胜了瘟疫，实现了南北大融合，充实了中国大地的版图。

知道了瘟疫对于国家内部塑造起到的作用，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看瘟疫对于文化的塑造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谈及文化，相信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说出好多影响因素，但想必很少有人会想到瘟疫这一重要因素。

每一次疫病袭来，对人的生命都是重大的威胁。在医疗卫生防疫水平低下的社会条件下，成千上万的人染疫死亡，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些危难时刻，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医生并没有退缩，他们勇敢地面对疫病的挑战，刻苦地钻研医学知识，勇于探索创立新说，发明新方以应对新的疫情。东汉时的张仲景因为其宗族感伤寒，因此而去世的十之七八，此后他便开始潜心研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杂病论》才得以面世。金元时期，战乱纷纷，民不聊生，人们得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李东垣经过认真辨证、深入研究，创制补中益气汤而活人无数。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气候异常，疫病大范围流行，为减轻疫病的伤害，他静心穷理，注重总结，铸成《瘟疫论》一书，对瘟疫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为其后瘟疫学派的产生及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些其实就是瘟疫带来的思想文化上的促进作用。正是因为有着许许多多当时人们无法解决的疫病，才促使了医学的发展，促成了面对病毒的侵害民众团结一心的精神。

瘟疫的出现，还促使人们改变了卫生习俗观念，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活动。卫生习俗的发展从古至今一直在进行，从以前人们刚刚认识到生活陋习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到慢慢了解到卫生习惯对于防治瘟疫有着极强的作用，再到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建立起了相当成熟的卫生观念以及健康的现代大卫生观，这些都是防病保健康的重要理念。而审视人类自身的活动，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简单来说，如果人类过度地开发自然，就必定会打破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自然环境资源日益匮乏，像是森林和草原大面积的遭受破坏，部分土地就加速荒漠化、全球升温、海平面上升，以及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滥食野生动物以及大量的捕杀野生动物，将使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自然环境的破坏看似与人类无关，但实际上这会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与身体健康，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导致疫病流行，而疫病流行又反过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而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行为，改变陋习，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将会是人类的一个重要使命。

最后，经过瘟疫的洗礼，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会自觉地配合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的医学观察和强制隔离等措施，拥护国家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遵守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当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我们更容易获得防疫与医疗信息，特别是一些疫情动态，难免会让人心慌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感到焦虑本身并非坏事，短时间的焦虑会让人们产生抵抗疫情的积极行为，像采取正确的防御手段，不随意被造谣蛊惑等等。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但是疫情出现之后，国家迅速出击，全国上下一致抵抗疫情，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对抗击疫情的坚定信念。相信很快我们便会战胜病毒，取得胜利。无论遭遇到了什么，我们都要保持一种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切总会好起来的信念，并且将这种信念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希望在疫情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们可以在危机中成长、壮大，进而拥有更加强大的内心，并且更加热爱生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泥巴，下期读书会我们再来一起解读精品好书，记得收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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