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的起源》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合作？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书，是英国著名作家和媒体人马特·里德利的作品《美德的起源》。里德利是世袭贵族，有子爵头衔，在英国上议院拥有席位。这位子爵大人对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都兴味盎然。在伊顿公学毕业之后，他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取得动物学的硕士学位，随后他研究鸟类的交配行为，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经济学人》担任科学编辑，后来又转战华盛顿，成为了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

里德利在科技写作领域颇有斩获，他的科普作品涵盖了生物、经济、人类学等领域，曾被翻译成超过30种语言，总销量超过100万册，比如《红色皇后》《理性乐观派》《基因组》等，这些叫好又叫座的经典都是他的作品。里德利的作品之所以享有盛誉，在于他采取了和前贤们完全不同的研究策略，即用当代科学成果研究古典问题。例如，他的《红色皇后》是从有性生殖的角度讨论人类爱情，《基因组》是从基因学来讨论命运、直觉、智慧、人格、自由意志等问题，话题是旧的，但观点和论据是新的。

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他在1996年出版的《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这本书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道德和利他主义。这本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书中讨论的美德主要指的是人社会性的合作倾向，及诸如坦诚、信任、忠实一类连接人类个体、共同完成事业的情操，而另一些与社会性关系不大的美德，譬如坚韧、勇敢、节俭，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他研究的外延非常明晰，为什么人会倾向于合作，合作的基础在哪里。

其次，他的说理策略十分新潮。虽然也涉及形而上学、传统伦理学的讨论，但他的推理过程的主体是建立在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等在当代看来相当靠谱的学科知识上的。他摆脱了文献综述式的写作方式，而是发挥现代学科分类的长处，尤其是他在动物学上的知识，因此既能引起人文主义读者的兴趣，也同样适合理工思维的读者们阅读。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协作不是圣恩钦赐美德，拥有物质源头。

人类究竟为什么会开始协作呢？协作的美德是上帝的恩典吗？世人的慈悲心忽然发作吗？从人类文明伊始，美德起源问题就被广泛讨论，并在启蒙运动时达到极盛。启蒙时代的苏格兰有一种观念认为，习俗、法律甚至语言等人类社会行为其实是进化的产物。弗格森、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以这种理论打下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础，他们这种社会进化的看法比达尔文还要早。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澄清了社会协作规则的源头并不是子虚乌有的美德或者上帝的创造，相反，上帝和美德之类的概念都是协作的产物，要晚于人类社会的诞生。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认为，人就是机器，是一种特别精密的钟表。如果这种机器产生了一些叫做美德的东西，那么它们一定是埋藏在机器机制里面，而不是来自某种神秘力量，它们既不来源于上帝，也不来源于灵魂，更不来源于善心。同时代的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认为，人的动机无非就是追求快感，躲避痛苦，除此之外的子虚乌有的复杂动机多出于教会的奴化宣传。而其他一些哲学家们则主张各种各样的神秘源头的美德，比如卢梭认为美德来源于人天性中的善，伏尔泰认为来自于上帝，狄德罗认为伦理的善和功利的好以及哲学的真、美学的美应该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孔多塞认为人类一直在一条进步之路上狂奔，这条路既通往理性的至高，也通往道德的至善，还通往社会的和谐。

这场辩论旷日持久，经历了启蒙运动、大革命乃至一战、二战。英国哲学家曼德维尔讲，私德的恶反倒会在协作中成就集体的善，沙俄哲学家克鲁泡特金王子却说，只有利他的群体才能在进化中免遭淘汰，法国哲学家圣西门甚至构想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公社社会。他们究竟谁更有道理呢？里德利子爵也得出了一个既不同于拉美特利，也不同于卢梭，也不同于狄德罗的结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错了，但同时又都对了一点点。比如卢梭说得对，善的确来源于一些人的天性，但天性并不是一种玄虚的东西，而是基因组的阴谋和人类社会复杂博弈的产物。拉美特利也说得对，人的确更像机器，而不是更像一个装着鬼魂的容器，但仍会像钟表般和谐统一。相反，人的前额叶跟所谓的爬虫脑竞争，骨骼肌跟肠胃争夺资源，人受到的后天教育时时刻刻都想背叛基因强加给他的本能，人是一个矛盾又统一的复杂系统。

遗传学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最为有力的进展，原来我们一直都搞错了关键的事情，博弈的主体并不是单个个体，更不是家庭、国家或者民族，博弈的主体乃是基因。在这个伟大的发现之后，原本让人不可理解的舍己为人的行为忽然都有了科学的解释，让人动容的母爱与不那么让人动容的性欲其实都来源于同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蜂群中无私奉献的工蜂看似利他的行为，却正是出于基因层面的自私。威廉姆斯和汉密尔顿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这个惊人理论之后，“自私的基因”的提法变得家喻户晓。道金斯在同名科普名著中似乎彻底澄清了利他和自私的分歧，所有个体层面的利他都是出于基因层面的自私。

威廉姆斯和汉密尔顿的观点在里德利的书中被一再提及，他甚至把这个故事讲得比道金斯还要惊心动魄。胚胎在娘肚子里就开始和母亲争夺生存机会，蜂巢里看似和谐有序，实则时时刻刻酝酿着叛变的紧张情绪，要是没有免疫系统的压制，肝脏细胞分分钟想要取代生殖细胞的地位，在人体内搞一场癌症叛变。基因、细胞、器官、个体和集体大家组成了一场俄罗斯套娃般的闹剧，每时每刻都处在合作和叛变的紧张状态之中。

这一看法引起了道德君子们的不快，许多人都想颠覆“自私的基因”这一提法，然而他们的努力似乎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叫做乔治·普莱斯的人为了反驳汉密尔顿这种可怕的理论，甚至自学遗传学，结果他的研究却反过来证明了汉密尔顿的结论不容质疑。普莱斯后来在精神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求救于宗教，但是他最后还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中，还有汉密尔顿写给他的几封信。虽然讨论还在继续，但是我们基本上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在上帝的恩泽里寻找协作的源头是一个不靠谱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要指望一个人会对其他人产生无缘无故的爱或者责任。协作的进化既不来源于圣恩钦赐，也不来源于人的圣母心泛滥，要研究伦理问题，坐在教堂里冥想是肯定不行的，只坐在图书馆里苦读也不靠谱，我们要去到大洋孤岛中的原始部落中、森林里的动物世界中、去到生化研究室、计算机实验室中。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重点：协作的拦路虎囚徒困境。

在唯物主义的死理性派们看来，协作这件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其实颇为复杂，因为它的发生意味着参与协作的人都放弃了短期内局部利益最大化的选项，转而追求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个叫做囚徒困境的难解问题，搞清楚为什么协作在博弈论上那么难以达成。相信博学的读者肯定已经听说过囚徒困境，里德利子爵大人只是简单地重演一遍。他在书中举到的例子是意大利歌剧《托斯卡》中的桥段，美丽的女主角托斯卡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爱人，和一个觊觎她美色的警长。警长给了她一个机会，要是她愿意跟警长共度良宵，警长就会设法救出她的爱人。托斯卡面临难解的抉择，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献出贞操，她准备假意答应警长，等到事情来临时就用匕首刺死警长。同时她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即使自己愿意和警长睡觉，警长也未必真的会救出她的爱人，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经典模型。

托斯卡可以选择合作，即和警长睡觉，也可以选择背叛，即把警长杀死。警长也可以选择合作，即动手救人，也可以背叛即不救人。皆大欢喜的结果当然是托斯卡和警长睡觉，警长也出手救人，这就是所谓的全局最优，双方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利益，虽然比不上单方面违约独吞胜利果实，但也比两方都违约而一无所得要好。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全局最优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站在托斯卡的角度，违约的决策是一定比合作好的。因为假设警长动手救人，托斯卡应该违约，这样她就不用付出贞操而且拯救了爱人；假设警长不救人，她也应该违约，这样她至少不用付出贞操。同时警长也是这么想的，假设托斯卡跟自己睡觉，那么他不应该救人，这样他就白嫖成功；假设托斯卡不跟自己睡，那更不应该救人。所以警长和托斯卡都意识到，无论对方怎么出招，自己违约总是比合作好。剧情也是这么发展的，警长没有出手救人，托斯卡的爱人饮弹身死，托斯卡也没有和警长共赴圆梦，而是掏出匕首结果了警长。她得知爱人已死时，自己也横刀自尽。

关于囚徒困境的事情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有意思的事情是，囚徒困境的模型如此简单、如此符合直觉，却总是在现实世界里面被打脸。现实世界里的囚徒困境的确是不少，但人们打破了这个难题，建立起信任与合作的时候更多。我们发现，在周围人中间，那些总是为了蝇头小利背叛合作关系的人，不仅落得糟糕的名声，在事业上可能也不如喜欢合作办事靠谱的人。研究者甚至还发现，在课堂上教授囚徒困境的知识有可能助长了囚徒困境，经济系的学生们在面临囚徒困境的游戏时总是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选择背叛，而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博弈论这个词的人则更倾向于合作。无知者反倒达成了最大的全局利益，难道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实践结果和理论预测相矛盾的时候，当然是理论错了，而不是现实世界错了。里德利爵爷开玩笑说，20世纪70年代晚期，囚徒困境变成了经济学家痴迷于个人私利研究的、大错特错的代名词。爵爷的意思是说，协作现象并不是缺乏理性的结果，它恰恰蕴含着一种前人没有认识到的理性，一定存在某种机制可以解释协作的理性基础。霍布斯甚至拉美特利和爱尔维修说的都有道理，但生物的物质性绝不意味着你死我活就是唯一正解。在昆虫和灵长动物的世界里，协作是如此司空见惯，利他的现象甚至一点都不逊色于自私的现象。

爵爷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发现了协作现象与人类本能之间的关系，他足足写了13章，举出了海量的妙趣横生的例子，我们选取其中十分精彩的三个点来介绍。

第一束希望之光是电脑程序协作的启示。在重复多次博弈的环境下，协作似乎打败了背叛，成为了优势策略。只要囚徒游戏玩的次数不止一次，那么玩家很快就会发现自私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托斯卡如果经常拜托警长帮她营救各种绿林好汉，那么他们终究会睡到一张床上去。现实生活中，多次博弈带来同盟的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一战西线战场的圣诞停火。在漫长的战壕对峙中，英国士兵长时间的面临同一个德国军队的威胁，在德国人看来也是如此，于是交战双方的士兵很快就从头脑发热的战前动员醒悟过来，达成停火的默契。类似的事情在别的战争中多次发生，一旦停火的默契在两个部队之间达成，双方就打破了囚徒困境，保持了克制，为了全局的最优结果选择了眼下不好的结果。这其中一定有某种理性的、甚至是人性本能的机制在起作用。

冷战时期的科学在计算机世界重复了当年英德前线军人的思维过程。1979年，政治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发起了一场比赛，他让参赛者自行设计电脑程序来和其他电脑程序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一共玩200局，得分高者获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如果参赛的话会给出什么样的策略。很显然，总是合作的策略肯定不行，因为会被那些倾向背叛的策略剥削，但是总是背叛的策略肯定也不行，因为用不了几盘这个策略就会穿帮，200盘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年有14个复杂程度不等的电脑程序参赛，最终获得优胜的那个程序选择的恰恰是最为友善的策略，那就是拉波波特的以牙还牙策略。他首先选择合作，然后在第二次博弈时复制第一次博弈时对手的策略，就是说如果你背叛他，他下一盘就会背叛你，如果你合作，那么他就会一直和你合作下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复制对手行为的策略，却在程序大战中笑到了最后。

阿克塞尔罗德解释道，以牙还牙之所以能百战百胜，原因在于他是友好相待、报复反击、仁慈、宽恕和一清二楚的结合体。他首先向未知对手示好，但是一旦遭到背叛则马上反击回去，如果对手知错能改，他又能及时宽恕、恢复合作。他甚至在更加严酷的考验中坚持了下来，阿克塞尔罗德后来还组织了62个程序设法打败以牙还牙，结果没有一个策略打败他。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认识到，只要囚徒困境游戏不是一锤子买卖，那么合作的空间就会出现，即使在冰冷的计算机世界中合作仍然会放出希望之光。阿克塞尔罗德的游戏后来发展出很多版本，人们后来还发现了许多相当不错的策略，比如几年前网上出现了一个简体中文的小游戏叫做《信任的进化》，比较好地还原了以牙还牙策略获胜的逻辑，好奇的读者可以花时间感受一下。

第二道希望之光是人类社会的盲从。熟悉道金斯或者赫拉利作品的读者肯定会对里德利的推理会心一笑，生物的策略无非是许多个上文说到的这种简单算法的集合，但是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有没有不同于生物界的地方呢？应该是有的，人类发展出一套虚构符号系统，那就是文化。用一个文化符号，譬如信仰、国家主义之类，就可以把不同血缘甚至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团结起来，人们甚至会为了虚构的共同体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所以人之间的竞争可能既有基因、个体、家庭这种自然层面的竞争，还存在相当大规模的集体的竞争，人类的竞争可能一部分受基因摆布，还有一部分受到所谓的文化迷因的摆布。

人类社会是由庞大而松散的集体构成的，人与人可能既不分享基因，也不会进行多达200次的博弈，但是人们仍然选择合作。譬如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远方来的问路者或者一个今天之后再也不会见面的乞丐，有时候我们依然伸出援手，他们既不会帮我们繁衍后代，也不会在下一个机会还我们的人情。那么，这种注定舍本的合作究竟从何而来呢？而且按道理说，在这样一个互惠合作者构成的庞大集体中，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不劳而获者肯定非常合理，但是为什么社会的寄生虫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策略呢？

研究者罗布·博伊德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合作者构成的集体比自私的个人构成的集体更加成功，前者在竞争中淘汰了后者。社会的寄生虫虽然能够剥削整个集体，但由寄生虫组成的集体却活不下来。所以凡是幸存下来的集体都有一个关键机制在约束个体的行为，这个机制就是盲从。人类的确是一种非常容易盲从的生物，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多么符合自己的利益，而是大家都在这么做，这就让我们做事的动机复杂了起来。一个发展出了盲从的团体很容易就能够做到让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别的成员或者领导的利益服务，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甚至做了一个很过分的实验，他安排了八个托和一个被测试者，并让被测试者回答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三根线段中哪一根与给定的线段长度相等。测试者先目睹七个托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出相同的错误答案，然后才轮到他回答。实验者希望测试受试者会不会被安排的托儿们带偏，也跟着选择那个明显错误的答案。结果，18个测试者中间有12个测试者选择了盲从，指着明显不相等的两条线段说它们长度相等。

博伊德感兴趣的是这种盲从对个体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这样一种机制呢？答案可能在于人类生存的疆域太过广袤，个体又经常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当面对陌生环境束手无策时，入乡随俗可能是一种极为高效的策略。里德利说，盲从的传递文化可以确保你采用当地最有用的方式生活下去，你继承了一种倾向，那就是照搬邻人的做法。与此同时，盲从几乎可以确保你学到的套路是一个成百上千的人已经实践过可行的方案，而不是某个天才昨天才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操作，盲从者的高稳健性有保证。当然，盲从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似乎带来的问题比带来的好处要少，所以它在人类社会中作为优势策略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因此接受了既定的社会规范，选择了服从集体合作而不求回报的道路。

还有一道希望之光是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人类社会还存在一种极其古老又强大的机制可以有力地佐证合作策略的价值，那就是贸易。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有一个非同小可的主张，比较优势法则。他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策略是生产本国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而把剩下的事情交给贸易。根据这个法则，我们会得出十分惊人的推论，即一个强国即使在所有的生产领域全面领先，它的优势策略依然不是包源自产所有的产品，而是只生产自己最强势的产品，向其他弱国购买剩下的产品。

里德利举例说，假设日本擅长生产斧头而不擅长生产长矛，英国擅长生产长矛而不擅长生产斧头，又假设一把长矛的价值等于一把斧头，还假设日本无论在生产长矛还是斧头的事情上都比英国厉害。在这样的条件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直觉告诉我们，日本可能会自己包圆长矛和斧头的生产，压根儿不跟英国做生意，但事实不是这样。由于两种商品价值相等，日本会认为虽然从英国买长矛要比自己生产还亏，但是自己浪费时间去生产长矛而不是斧头其实更亏，所以根据比较优势法则，日本其实会只生产斧头，然后拿斧头跟英国换长矛。这种看法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譬如某强国无论生产飞机还是生产袜子都比某弱国厉害，但是强国并不会浪费时间去生产袜子，他们会用产出的飞机去跟弱国换袜子，即使弱国卖袜子给他的价钱显著高于他自己生产袜子的成本，他仍然会这么做。

我们还发现有一些人不愿意浪费时间自己开车，他们会请一个专职司机，虽然他自己开车去公司并不累，但他仍然更愿意把开车的时间用在思考、学习甚至是闭目养神上。因为比较优势的存在，劳动分工必然会出现在不同的集体和个人之间，劳动分工和贸易使得交易的双方都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有沟通和贸易能力的人一定会团结起来。贸易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并不是有一个赢家就有一个输家，在交换活动中交换的双方都获利了。

以南澳大利亚的土著伊尔约隆特人为例，他们的族群里几乎没有任何称得上现代的东西，甚至没有文字和农业，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贸易，这种建立在交流、信任、利益和共赢上的神奇机制让他们在和白人打交道之前就得到了钢制的斧头。白人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把钢制的斧头交给了其他的部落，而部落之间复杂的贸易链条把钢斧交易到了伊尔约隆特人手里，这种魔术般的事情竟然建立在简单的贱买贵卖原则上。委内瑞拉雨林里的雅诺马马人因为贸易而组织宴会，在宴会上部落间建立了友谊，巩固了联盟，这种联盟又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里德利感叹道，同样的教训到处是用，贸易是政治的先驱，而不是政治的结果。

里德利在书中还谈到了许多其他与协作进化有关系的人类本能，比如用于交流的语言能力在建立信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还谈到人类情感如何避免我们变成理性的笨蛋等等妙趣横生的问题，这有待读者以旺盛的好奇心去亲自发掘了。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所得。

首先，基于理性人假说的研究者在研究博弈论时发现，囚徒困境在阻挠着人们协作。囚徒困境表明无论对手如何出招，我们都应该背叛而不是协作，这就造成了两个死结。一方面，为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集体利益得不到实现；另一方面，这种结论也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观测事实，现实社会里并不是那些自私自利之徒赢得所有胜利果实，而是各种各样的策略都有一席之地。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定有某种机制在促进人类进行协作，这种机制有可能在环境里，有可能包含在游戏规则本身里，还有可能随着人类的本能在一步一步进化。

然后打破囚徒困境的第一缕光是重复多次博弈。我们的生存环境其实是十分复杂的，这就让各种策略都有机会轮番登场。当博弈环境变得复杂，个体之间的博弈并不是一锤子买卖时，就会出现一些比总是背叛更加复杂的策略。经过计算机模拟和真人实验，我们发现许多善良的策略，例如以牙还牙策略，开始拥有生存空间。而且许多现实条件也要求人类进化出分工与协作机制，譬如不同的自然环境产出和不同部落之间的比较优势，战争之类的以群体为单位的复杂博弈环境，语言等交流本能，甚至是理性本身固有的弱点，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只有那些发展出协作机制的个体才能幸存下来，而独自为政的个体被淘汰掉了。

这么一来，人类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发展出俄罗斯套娃博弈的奇观，在小到基因大到国家的层面上协作和竞争并存。从斗争的角度看，肝细胞和生殖细胞都存在竞争，而从合作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都在进行着复杂的协同。所以所有博弈的主体，不论是基因、细胞还是个体、民族乃至种群，都在复杂的团结和斗争之中，不仅自私的背叛有生物本能作为基础，协作和团结也出自本能之中。这些策略可能跟道德的关系不大，相反，道德可能只是这些策略的产物，社会之所以能够运作是人类的天性秉性中孕育了协作的种子，确切地说，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让我们用里德利子爵大人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对圣·奥古斯丁来说，社会秩序的根源存在于上帝的教诲之中；对霍布斯来说，他存在于君主手里；对卢梭而言，他存在于独处当中。他们都错了，社会秩序的根源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那里，我们拥有天生的能力创造一个并不是十分和谐和充满美德的社会。”

以上我解读的内容基于201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希望我的介绍能帮您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愿好书陪伴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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