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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大时代下，马克思作为真实的人所过一生

铛铛铃2025-08-22【人文】16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我想为大家推荐的书，是由英国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撰写的传记作品《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2018年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柏林的这本《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也适逢其时地首次出了中文版。这也是柏林生前十分看重的一本著作。从1939年的第一版之后，柏林对这本书进行了多次修改，前后一共发行了五版，修订时间长达近40年。用煞费苦心来形容柏林所付出的心血，毫不为过。

然而，熟悉柏林生平的人都知道，他出生在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幼年随父母移民英国，在牛津大学读书，师从艾伊尔·奥斯丁等日常语言学派的大师。就理论背景而言，他和成长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传统的马克思是格格不入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柏林凭借着1958年的《两种自由的概念》的演讲而闻名天下。他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和政治主张，是和马克思主义相互冲突，甚至是直接矛盾的。

可就是这么一位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却将一本理论敌人的传记看得如此重要，多次增补，以求达到最好的介绍效果。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好奇：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卡尔·马克思的地位无需更多的介绍，但是他的生平到底有怎样的跌宕起伏和精彩的故事呢？和其他的、一般性对卡尔·马克思生平和理论主张进行介绍的作品不同，正如本书的副标题《生平与环境》所显示的那样，柏林有着更大的雄心。他试图将马克思的一生融入当时欧洲的经济、社会和理论的大环境当中，并用这种大的环境来分析马克思的个人性格与理论倾向是如何被塑造起来的。

可以说，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将个人命运融入大的时代环境之中的书写方式。而柏林也利用他那华丽的文法、细腻的描写，为我们描绘出不仅仅是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还有19世纪欧洲工业化时代的一幅宏伟画卷。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解读《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我们将分三个部分来解读，本书分别对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柏林时代、巴黎岁月和伦敦生活。

首先，是柏林时代。

在导言部分，柏林为马克思进行了一番素描式的描写。虽然马克思的身份是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种社会活动家，八面玲珑，善于雄辩。相反，马克思在公众面前，一直保持着一种老派德意志学者的形象。一生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马克思是独自一人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度过的。而即使是在为数不多的公共活动中，马克思给人的印象也是独断而又说教，他的演讲枯燥无味、艰难晦涩，很难挑起听众的热情。

那么，他是不是外冷内热呢？也不是。马克思并非大众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位对于穷苦大众富有同情心、热情又敏感的智者。相反，他的大脑理性却又无情，缺乏感性的共情能力，同时又态度强硬，坚决不妥协。一生之中无数次与原来同行的伙伴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可以说，他的温柔体贴基本仅仅表现给家人以及一生的好友恩格斯。对于公共场合中接触到的其他人，在他看来都是那么愚不可及，要么只会溜须拍马，对他们只需要嘲讽和批判。

马克思的这种强硬好斗的个人性格，柏林认为，最好的体现在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上。同其他同时代的社会改革家以同情作为出发点寻求社会变革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同自然界一样，是由独立于人的、不受人控制的规律所掌握的。个人或者集体对于所谓的正义和社会公正的坚持，只不过是虚妄的幻觉。对于现存秩序的抨击，也不应只是基于个别空想家脑海中的理想社会，而是应该基于铁一般的历史规律。在某段特定的时期内，永远都存在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被另一个阶级所剥削，而历史便展现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生死争斗。人类的故事早就被客观规律提前安排好了。

那么我们就会想了，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以及社会环境塑造了坚定而独断的马克思，以及同他性格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呢？这时，柏林才进入主题，将马克思的生平娓娓道来。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的一名律师。19世纪的特里尔刚刚经过了拿破仑战争的洗礼，是自由和平等的启蒙思想所普及之地。然而，随着维也纳会议将特里尔划入普鲁士王国管辖后，这块土地曾经的容克地主阶级和无处不在的警察系统与审查制度再次席卷而来，这也让犹太人又一次地被剥夺了权利，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以及受歧视的群体。而亨利希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面临着被赶回犹太人贫民区的危险。而为了改变命运，亨利希将自己的姓氏从列维（一个犹太拉比的姓氏）改为了马克思，并在1817年受洗皈依了新教，从一个宣扬启蒙思想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位信奉普鲁士国家主义的爱国公民。

父亲面对普鲁士当局所表现出的谄媚与软弱，给青少年时期的卡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反而引发起了年轻人的激进。卡尔·马克思自幼便展现出了自负好斗的激烈性格，他的过激言论常常令父亲害怕，以至于亨利希经常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马克思注意言行，以免惹祸上身。

除了父亲，对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作为贵族，路德维希是一个难得的开明派自由主义者，他对自幼就体现出极高学习天赋的卡尔十分赏识，时常将家中藏书借给他，并在一起散步时对他进行教导。1837年，当卡尔向年长自己四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求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路德维希也同意了这门门第差异极大的婚事。

马克思于1835年离开了家乡特里尔，前往波恩上大学，学习的是父亲所希望的法律。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个省心的孩子。在波恩，他的大量时间花在了各种学生社团之中，还醉心于小酒馆与决斗，甚至因为酒后滋事被警察拘捕过一次。结果仅仅一年后，他就在父亲的要求下办理了转学，前往当时普鲁士王国最高学府柏林大学。

这次转学的影响是彻底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柏林大学拥有更好的学风和学术资源，更在于这座城市。马克思之前生活过的特里尔与波恩，还有柏林相比，都是那种比较精巧又封闭的小城，同当时世界的进步浪潮几乎是绝缘的。而柏林，作为首都，拥挤而庞大、繁荣而混乱，守旧的官僚、不满的进步知识分子、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城市底层的平民和无产者都再次汇集。这片土壤便是马克思用批判的眼光打量现实社会的起点。

在19世纪30年代的柏林大学，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体系自然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是时代的产物，直接脱胎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理性精神，而这种试图用理性眼光审视人类苦难缘由的努力，必然会引出对人类命运的探讨。一个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比如物产、气候、作物等等，会对一个人的个性的形成造成影响。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区别，似乎也可以从对于地理环境的考察中得来。这便是在启蒙运动中影响力颇大的地理绝对论。

黑格尔继承了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但他却反对法国唯物主义者们的这种试图从物质条件中解释社会和人类活动的方法。他认为，这种解释充其量只是一种静态的、片段的解释，失去了动态的和历史的维度。同样是亚平宁半岛，古罗马时期的古罗马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社会制度，都已经是大相径庭。而这种历史的转变背后，需要一个动态的因素来阐明。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动态因素便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除了本专业的法学课程之外，更多的是接受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熏陶和影响。很快，他成为了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加入了由一群愤世嫉俗、信奉黑格尔精神哲学，并希望运用黑格尔理论批判现实的年轻学者所组成的博士俱乐部。

但没多久，青年黑格尔派就受到了普鲁士官方的打压。同时，圈子里夸夸其谈、卖弄文藻的风气也逐渐令马克思心生不满。于是，在23岁提交了博士论文之后，马克思就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了界限，并在1842年前往科隆，成为了新发行的激进报《莱茵报》的主编。正是在这份主编的工作中，马克思第一次离开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把眼光转向了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中。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由于一篇抨击俄国沙皇体制的文章，《莱茵报》被普鲁士当局取缔。1843年11月，马克思离开了普鲁士，前往巴黎。巴黎岁月再一次促成了他的理论转向，因为在那里，马克思正式接触到了在法国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潮。

同长期奉行君主专制的普鲁士不同，19世纪的巴黎早已经历了启蒙运动、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的洗礼，社会环境宽松而且经济繁荣，堪称知识分子、革命者和流亡者的天堂。

如果说马克思的柏林岁月让他接受了黑格尔的洗礼，认定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的是有规律的辩证运动的话，巴黎岁月则让他吸收了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认识到的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素，那就是经济与阶级。

圣西门作为一个天才的思想家，是第一个将经济发展水平看作是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学者，同时也是第一个以经济的视角判断大革命后的社会形势将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学者。以圣西门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新时代的工业化大生产能够以劳动者的合作与互补为基础，而不是资本家与商人的逐利行为。然而，他们把这种设想要么诉诸于社会实验性质的合作社，要么是彻底反对一切具有强制性的组织机构，而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在巴黎充分吸收了这些理论因素，但与那些在沙龙与咖啡馆高谈阔论的空想家和改革者不同，马克思被刚刚出现不久的“党”这类组织形式所吸引。同当时在英国已经发展成熟的职业政党不同，在巴黎，“党”更多的具有的是一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是一种大多由工厂工人和小手工业者组成的松散的团体。马克思在这些当时还比较弱小的工人团体和组织看到了变革的潜力。

除此之外，对马克思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巴黎，他遇见了将陪伴他一生的理论伙伴和革命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4年8月，在读了恩格斯寄给了自己的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章之后，马克思发现二人的想法是如此的不谋而合，于是决定同这位棉纺厂厂主的儿子见一面。从此，一段将改变历史的友谊正式开始。

除了工人组织与好友以外，马克思在巴黎收获到的也有他的理论对手，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当马克思才刚刚流亡到巴黎时，普鲁东的影响力早已是如日中天。这两人可曾有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合作及理论交流，可是很快马克思发现，普鲁东对于社会现实的观点并不是历史的，而是道德的。对于资产阶级政权的批评，也只停留于道德谴责，而没有深入地剖析制度的内部结构和基础。于是乎，普鲁东在马克思的眼里从伙伴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

1846年，普鲁东将自己的新作《贫困的哲学》寄给了马克思，并希望他能撰写评论。而马克思用两篇翻完之后，表现出对这本书的极大不屑。次年，马克思的回著作《哲学的贫困》出版。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不仅对普鲁东做出了辛辣的批判，同时在理论建构方面，第一次开始尝试将自己的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哲学的观点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到后来我们称为它历史唯物主义。

这套思想体系在之后进一步成熟壮大。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相信人类历史的背后有着一条铁一般的规律，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跨过那个它必然要跨过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这个规律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生产关系的转变。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形态，也就决定了社会中的阶级构成，以及相应的统治阶级会采取的统治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阶级构成越来越倾向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两军对垒。而在这场对垒中，掌握了先进生产力技术、除了铁链无可失去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将是最后一个存在着阶级差异的社会形态。

然而，铁一般的理论并没有预测马克思本人的颠沛流离。1845年4月，马克思及家人被法国基左政府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到了布鲁塞尔，并在那里同恩格斯一道为当时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联盟撰写了纲领性的文件《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短暂的回到了他事业的起始地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声援并支持了当时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然而，《新莱茵报》再一次被普鲁士当局查封，同时欧洲革命也失败，大陆的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于是马克思于1849年再次被迫流亡，去了英国伦敦。

在刚抵达伦敦时，马克思估计这只是一趟短暂逗留，没想到他在伦敦一呆就是34年，直到1883年去世。在伦敦生活的34年，马克思同时践行着自己的两种身份：思想家和革命家。

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中晚年的著作几乎全部完成于英国伦敦。其中按照研究取向划分，又可被分为两个时期。在流亡英国的早些年里，马克思更多的是在反思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关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社会局势变化。像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等作品，便是这类极具穿透力的社会分析典范。之后，马克思的兴趣开始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品主要有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众所周知的毕生杰作《资本论》。

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则是通过一封封与大陆社会主义者的书信来往，来进行对革命活动的支持和引导的。但在个人生活方面，马克思及其家人同政治活动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过着几乎群居所居的日子。除了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亲密朋友，马克思几乎不与其他任何人有什么私人的交情。而这种极窄的社交圈和孤立的生活方式，不仅令马克思原有的那种冷酷、缺乏同情心的性格变得更加严酷且不近人情，这在他日后同拉塞尔和巴库宁等人的理论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同时也极大影响了他本人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由于在英国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马克思一家陷入了长期贫困。最艰难时，只能通过好友恩格斯的慷慨解囊才能勉强度日。然而，贫困对于马克思家庭的打击仍然是重大的。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先后早夭，很大的原因就是糟糕的环境以及无法及时就医。子女的离去对于父母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燕妮晚年长期处于患病状态，而马克思则在同恩格斯的通信当中写道，同自己长期颠沛流离的不幸相比，子女的去世才是真正令他感到悲痛。这种悲痛，马克思说道，只有他们仍然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时候，才能慢慢褪去。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也是这么做的。除了著作等理论贡献之外，作为革命家，他们二人在1864年共同促成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成立。这个新的工人联合组织的宗旨是创造和巩固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讨论共同关心的事物，以及协调和策划诸国的工人运动，以至于全球的工人革命，尽一切可能手段颠覆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治秩序。从这里开始，欧洲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开启了一段新的纪元。

但是由于在各国工人之中流行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了第一国际中派系林立。波兰的民主派、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法国和比利时的无政府主义、新雅格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凡是主张摧毁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流派，都被纳入了联合会中。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里，性格刚毅的马克思以极大的耐心尽可能的团结更多的人，消除持有不同意见者，从而保证自己预想的计划和原则都能够在联合会中得到认可和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遇到的最大对手是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拉萨尔派。巴库宁一贯对于马克思以权威手段组织革命、政党领导工人革命的主张表示厌恶。同样，马克思也将巴库宁的热情以及煽动群众的能力看作是一股危险的破坏力量。双方的矛盾从最开始的笔上争论逐渐演变成了公开斗争，最终以1874年巴库宁等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工人联合会而告终。

与之相比，马克思同拉塞尔的竞争关系则显得微妙的多。费迪南德·拉塞尔同马克思一样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作为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拉塞尔同年长自己七岁的马克思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是马克思在英国流亡期间为数不多同其能有私人来往的好友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眼中，拉塞尔身上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是有害的。尤其是拉萨尔主张工人阶级可以与专制的普鲁士政府合作，共同打击德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是马克思完全不能接受的。

双方的这种微妙关系的结局非常意外。1864年，拉塞尔在旅行途中为了一位女子而和别人进行了决斗，意外身亡。在得知拉萨尔的死讯之后，马克思少见的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表达了个人的悲痛以及瞬间的孤立无援之感。但是日后理论的冲突还是超越了私人的感情。当第一国际中拉萨尔主义思潮开始泛滥，尤其是1875年，在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下，新合并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颁布了哥达纲领时，马克思第一时间对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纲领性文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相继斗垮了巴库宁和拉萨尔派。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无人可及。

1867年，马克思生前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也正式出版。书中详尽地表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将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从而完成资本积累的基本原理清晰地阐释了出来。由此，马克思预言这种剥削剩余价值的活动是不可持续的。当生产力不断发展，无产阶级普遍陷入彻底贫困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将无法避免。《资本论》的出版令马克思声名远扬，成为了公众口中大名鼎鼎的红色恐怖博士。对于这个称谓，他本人欣然接受。

晚年的马克思在家人的疾病中度过。1881年，陪伴了他一生的妻子燕妮在长期受到癌症的折磨后最终去世。两年后，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书房的躺椅上睡去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以上，便是柏林所撰写的传《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的大概的脉络。

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同马克思当年所看到资本主义的样式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许多理论主张在现在看来可能是过时了，甚至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研究方法，比如将人的意识放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进行分析，将人的经济活动作为基本的社会活动等等，都已经被现代的社会学所吸收。正如柏林所说，马克思的成就很大程度被忽略了，而这恰恰是因为他的成就已经很大一部分成为了现代文明思维的理论背景。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柏林会为卡尔·马克思著书立传的原因吧。

我对这本书的推荐就到这里了。以上我所讲述的内容，即于2018年10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希望我的推荐能帮助你读懂这本书，愿每本好书都带你上一个小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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