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_ 传统医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_ 还原中国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享富，祝大家享受愉快的听书时光。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书名是《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这本书的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于赓哲教授。在介绍之前，我想先澄清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宣扬中医的优点，而是一本客观观察和研究中医历史的书籍。它旨在呈现中医的发展历史，而不是盲目的支持中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本书。

首先，书名中的副标“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表明，作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古时期，即汉代到宋朝之间的约700年历史，同时也涉及到宋代和明清时期的一些医疗现象。作者之所以选择重点研究中古时期，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印刷术尚未普及，人们获取书籍非常困难。因此，当时只有精英阶层有机会读书、识字和著书立说。换句话说，中古时期的历史资料和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而广大群众则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默多数。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让精英阶层代替普通百姓发言，是可以勉强接受的，毕竟相关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确实比普通百姓更有发言权。然而，医疗和疾病情况却不同，因为每个人都会生病，而普通百姓和贵族精英所患的疾病往往不同，因此让贵族精英代替普通百姓发言，结果会有很大的偏差。举个例子，历史学者李彦杰通过统计发现，在唐朝导致人们死亡的疾病中，前四位分别是脑血管疾病、传染病、疮疡及外伤、溃疡一类的皮肤表层疾病和服用长生药致死。听到这四种疾病，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其中的荒谬了。排名第一的脑血管疾病，在唐朝基本上属于富贵病，每天吃粗粮、菜叶子的普通百姓很少会得这种病。排名第四的服用长生药致死更是荒唐，当时的普通百姓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有条件服用长生药。那么李彦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他的数据来源于唐朝的传世文献和墓志铭。要知道，中古时期能够写出传世文献或者死后能有墓志铭的人，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精英阶层。所以很显然，这些精英文献反映的只是精英阶层的情况，难以代表整个唐朝的实际情况。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古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比如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写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意思是当时的医者社会地位与工匠等同。士、农、工、商中，工匠排在倒数第二，其地位低下可见一斑。而“君子不齿”更是表明了精英阶层对医者的轻视。因此，不难想象，中古时期的精英很难客观、公正地描述当时的社会医疗情况。因此，作者指出，如果在研究中古医疗史的时候，只盯着那些看似丰富、系统的精英文献和官方史料，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将会远离普通群众的实际情况，并且充满偏见。这也引出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打破话语权偏差。为了还原中古医疗的本来面目，本书作者广泛研究了各种散碎的民间史料，致力于搜寻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真实信息，以摆脱精英阶层的一言堂，为读者呈现更加真实的中古医疗史。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看看作者的研究成果。《从疾病到人心》这本书主要讲了以下三个重点内容：第一，中医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二，分析中医的三个特色；第三，探讨中医是科学还是迷信。中医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巫医阶段、道医阶段和儒医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巫医阶段，大致是在春秋时期以前。在这个时期，中国并没有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专职医生，而是巫、医合二为一，巫即是一，一即是巫。例如春秋时期，晋平公两次生病，就召来了巫医进行诊治。巫医诊断出的病因有两条，一是鬼神作祟，二是体气瘀滞，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胃病和肾虚。这两种病因中的前者是作为巫的诊断，而后者则是作为医的诊断。巫医还指出，鬼神作祟是由于晋国的人数典忘祖，荒废朝政，体气瘀滞则是因为晋平公德性有亏，生活习惯不好，甚至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巫医不仅负责看病，还会对朝政指手画脚。这并不是巫医自大，而是因为在当时，通过与鬼神沟通来指导政治，是巫医的职责之一。因此这个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不过，巫医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随着医学的发展，巫和医逐渐开始分离。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大医家扁鹊，他曾公然指责当时的人信巫不信医。而扁鹊所撰写的医学经典《内经》中，丝毫没有提及与鬼神相关的内容，可见此时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依赖鬼神的纯粹医者。

进入第二个阶段，即道医阶段。这个时期的医者还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医，而是被称为方士的一群人。提到方士，可能会想到那些给秦始皇炼长生药的江湖骗子，但这是片面的理解。当时的方士中确实有一些是江湖骗子，但也有许多优秀的医者，比如东汉末年的大医家华佗。华佗之所以能到曹操身边，就是因为曹操晚年追求长生不老，招来了很多方士，华佗就是其中之一。方士的出现，标志着巫医主导时代的结束，道医时代的来临。道医，顾名思义，是以道教为主导的医学时期，而方士则是道士的前身，只是那个时候道教尚未建立，所以还没有道士这个词。一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史书形容当时的惨象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耗气之哀”，也就是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染病而死的人。随后，为应对瘟疫而生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开始兴起，最终发展成为我们熟知的黄巾起义和义和教，而这两个组织都是道教的前身。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日益兴盛，本土的人们看到不能再拖延下去，否则信徒都会被佛教吸引走了，于是经过一系列改革，我们今天熟悉的道教终于定型了。此前黄巾起义席卷全国，使得朝廷十分忌惮，所以当时的道教吸取教训，不再大量吸纳底层平民，而是改走高端路线，专门服务于贵族精英，帮助他们修炼，追求长生不老。不过，也有一部分医者没有走高端路线，而是选择为普通百姓看病治疗，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中医。这个阶段，医者失去了指导政治的权利，社会地位开始下降。相比之下，修仙炼药的道士地位还算尊崇，而普通医者则受到了极大的蔑视。比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魏晋名士殷浩酷爱医学，精通医术，但为了避免丢脸，他一直隐藏自己的医术，从不给别人看病。一次殷浩的一个属下母亲病危，走投无路，求到了殷浩面前，殷浩感念他的孝心，答应帮他母亲医治，但治疗之后，殷浩立即将药方烧掉，生怕有人知道他行医。医者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然而，风水轮流转，到了宋朝，医者的社会地位又开始回升，甚至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到了北宋中期，印刷术开始大规模普及，人们获得书籍和出版书籍都变得十分容易。因此，读书识字、著书立说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精英阶层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宣告结束。同时，从宋朝到清朝，中央政府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科举遴选官员，这导致了这一时期的读书人比之前的朝代多得多。读书人多了，但官位有限，于是当不上官的知识分子就将目光转向了其他职业，医者便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尤其是相比于其他行业，医者也需要读书识字，研读大量书籍，这对于擅长读书的知识分子来说，算是无缝衔接。于是这一时期，大量失意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研读医书，甚至立志成为名医。再加上宋朝以来儒学盛行，并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所以人们将宋朝到清朝这段时间称为儒医时代，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医疗时代。连最富有话语权的儒家知识分子都立志从医了，医者的社会地位自然也不再垫底。最终儒医时代使得医者重新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尊重。

好了，说完了中医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再来看看中医的三个特色。作者认为，中医有三个重要的特色不可不说：其一，以气为理论核心，几乎囊括所有疾病；其二，重质不重量；其三，部分理论受文化裹挟严重。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中医的理论核心——气。这个气字就是空气的那个气字，那么这个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外界有，人体内也有，尤其是在人体内，气是构成人体的核心关键。但是气并非空气、氧气之类的气体，即使利用现代科学也依然看不见摸不着，颇有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按照史华兹等西方学者的理解，中医的气并不是实际存在的物质，它更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磁场或是电场，是为了便于理论研究而假设出来的东西。当然了，这种说法中医肯定是不认的。在中医看来，气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借助西方学者对气的这个形容，来理解气的概念。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中文词汇来理解气是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常说的气场、骨气、浩然正气，这些词汇中的气就都是来源于中医概念的气。初步了解了气的概念，我们再来说说气的理论是如何囊括所有疾病的。由于气在人体内和人体外都有，这就正好对应了导致人体生病的两大源头：内因和外因。中医认为，人体生病的内因就是体内的气失衡了。那么体内的气为什么会失衡呢？一种原因是生活习惯不好，比如暴饮暴食，比如房事无度；另一种原因是人品不好。中医认为，如果一个人品行不端，也会导致体内的气失衡，反之，如果一个人品行超群，一身正气，那么他的免疫力也会比一般人强。比如大诗人文天祥在《正气歌》序言部分提到，蒙古人囚禁他的牢狱环境非常恶劣，有腐烂的老鼠，有人的尸体，还有传染病横行，但是他被关押两年之久，却没有染上疾病，这都是因为他一身正气，所以百病不侵。再说外因，中医认为，人体内的气和外在的气是相连通的，所以外在的气一旦失衡，也会影响人体内的气。如果一个人在品行欠佳，没有一身正气的保护，那就很容易生病。那么外在的气又是如何失衡的呢？中医认为，外在的气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太冷了，寒气重；太热了暑气重；水多的地方，湿气重；山多的地方，石气重，石头的石；肮脏的地方，恶气晦气重，污秽的秽。气象不同的方向失衡，就会产生不同的疾病。比如《淮南子》中记载：“险阻气多瘿。”也就是说，陡峭幽深的山地险阻滞气太重，会导致那里的人容易得瘿，这种病相当于现在的甲状腺疾病。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气这个理论真是非常的万金油，只要医者愿意，就可以将无穷无尽的疾病归纳进这个体系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来，西医翻天覆地的发展和变化，中医却始终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因为同样是有新发现的情况下，西医通常会在研究之后拓展或改变原有的认知体系，而中医则通常会将其塞进气的理论体系内了事，而不再去寻求新的解释、新的突破、新的治疗方法。

当然了，气的理论也有显著的优点，那就是注重整体性。中医治疗注重整体的健康与和谐，几乎不会出现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哪怕你同时有头痛、胃痛、心绞痛等多种疾病，也不用分别去找不同的大夫，只要一位老中医，就可以将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也引出了中医的第二个特点：个性化定制，重质不重量。如果看过中医，你可能会发现，哪怕是同一种病，在病人的性别、年龄、体型、病情、病症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大夫开出的药方或是设计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也是很多反对中医的人抨击中医的一个点，认为中医不够规范、不够标准。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和西医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西医追求的是整体效率的最大化，所以西医以病为核心，小到感冒、发烧，大到重伤、癌症，每一种病都有一套规范、标准的治疗流程，就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也因此，一个医生一天可以接诊很多病人，明天换了其他大夫值班，也可以没有障碍的接手昨天的病人。而中医呢，他追求的是个体效率的最大化，所以中医以人为核心，针对每一个病人的特殊体质、特殊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如果你是体质虚弱的老人，用药就求缓求稳；如果你正值壮年，用药就可以大胆一些；如果你不差钱，就给你放些昂贵高效的药材；如果你手头紧，也可以换些便宜有效的药材；如果你不能来医院，中医还能提供上门服务。总之，中医致力于设计出对个人最高效、最具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既然中医对患者如此的温情、如此的人性化，那么西医可否学习中医，以弥补其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问题呢？对此，本书的作者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医能够做到如此的人性化，是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的。要知道，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能温饱就已经非常难得了，遑论看病就医。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医者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富贵人家，最起码也要是中产以上。但就算是这些有钱人生病了，也未必都会求助于医者，除了医者，他们也会向巫医或者宗教组织求助，比如生病了去庙里祈福，求助于高僧大师。此外，还有一些人相信命定论，认为人生病是命该如此，所以拒绝就医。排除了这些竞争者，真正会找医者求助的病人本来就已经是十不存一了。但是这还没完，作者还提到，古代的富贵人家在求医的时候，往往有失医的习惯，也就是说，一个病人请好几个大夫来问诊，再由患者家属根据医者的表现，选择其中一个最靠谱，将患者交给他医治。这就导致医者们必须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心理到疾病，全方位的服务于患者，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患者。因此可以说，古代的中医治疗是贵族和中上阶层的专属，这对于极度要求效率、服务于普罗大众的西医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再来谈谈中医的最后一个特点：部分理论受到文化的严重裹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非常注重两样东西，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文化。关于道德，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古人常常将人的免疫力与道德品质挂钩。至于文化上，中国古代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圈，一直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礼仪之邦，而周围的其他族群则是化外蛮夷，不可同群。这种思想显著地渗透到了医学领域，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古代人对南方地区的描述，基本上都是蛮荒烟瘴、潮湿暑热，并且认为少数民族女性会养蛊。然而，本书的作者研究发现，古书中所记载的瘴气、蛊毒等事物并不是稳定存在于某一个地区，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地移动，其移动趋势也非常有趣。一个地区一旦融入主流文化圈，就不再有瘴气和蛊毒，而一个地区一旦被排除出主流文化圈，这些现象就会再次出现。例如在秦汉时期，整个南方都处于待开发的状态，所以北方人普遍认为，秦岭淮河以南的整个南方地区全是瘴气缭绕的地方。然而，到了隋唐时期，瘴气却向南退却到了长江以南，也就是说，秦岭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这部分地区的瘴气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熟悉这段历史，可能会想到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以及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这些事件都导致中原地区的精英阶层大规模向南迁移，南方地区因此得到大力开发。久而久之，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长江以北地区也被划入了主流文化圈，自然也就没人再提瘴气的事了。到了明清时期，瘴气又默默地从长江以南退到了更南方的两广、云贵一带。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北宋末年的金兵入侵，汴京沦陷，政府被迫将朝廷迁移到长江以南，及历史上的建炎南渡，国人从此开始大力开发江南地区。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早已被纳入主流文化圈，摆脱了蛮荒烟瘴的污名。不过，江南地区逐步崛起的同时，西北的关中地区却在逐步衰落。关中作为秦汉、隋唐的首都所在地，曾一度是主流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但宋朝之后，关中的经济和文化双双衰落，到了明清时期，关中已经成了人们心中的西部边陲。明朝人荀秋甚至在《玉芝堂谈荟》中写道：“古蛊名广滇桂，关中颜随临桃具有，但其方不同。”也就是说，昔日的中原文化中心关中，已经被排除出主流文化圈，沦为了蓄养毒蛊的蛮荒之地。由此可见，所谓的瘴气也好，蛊毒也罢，或许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是握有话语权的主流文化圈对周边族群的偏见和贬低。

好，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自近代以来，西医逐渐成为主流，而传统中医却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逐步衰落，并陷入了自证科学的困境。西医以科学为基础，频频对中医提出质疑，很多人因此对中医是否科学产生了怀疑。其实，西医会有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因为中医自古以来就与巫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核心理论也充满了阴阳五行的影子，这些因素让人容易将中医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也使得中医的反对者有了抨击其为伪科学的理由。中医的支持者们被迫陷入了自证科学的困境，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将中医中那些不科学的部分强行解释为科学，例如将中医早期的巫术疗法归结为心理治疗或安慰剂效应；第二派则干脆将中医不科学的部分排除在中医范畴之外，不承认它们属于中医的一部分，比如前面提到的巫术疗法；第三派则致力于为中医重建信心，他们不再纠结于巫术或阴阳五行，而是深入研究古籍，试图从历史中找出中医的科学之处，以对抗现代医学的强大压力。比如，他们找到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作为证据之一。华佗在东汉末年就进行了外科手术，这段历史让很多学者感到欣喜，认为中医的外科技术比西医要早上千年，因而奉华佗为外科手术的鼻祖。然而，作者指出，虽然外科手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但并不能说华佗是现代外科手术的鼻祖。华佗的外科手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被质疑，到唐朝时，连名医孙思邈都否认了其真实性，外科手术早已失传，何谈传入西方呢？直到1000多年后，西方外科手术才传入中国，重新让国人相信了外科手术的真实性，这才将华佗从历史的故纸堆中重新挖掘出来。因此，所谓的华佗外科手术鼻祖之名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一些学者为了证明中医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例证中医古已有分科制度，又比如药典的发明被认为是西医用药规范化的标志，一些学者找到了唐朝的《新修本草》，称其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但这些举措和华佗的外科手术一样，都是在强行挽回中医的尊严，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作者认为，今天无论是中医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而科学是现代医学的规则，这意味着，他们都已经在本质上认同了西医的统治地位和中医的从属地位。作者指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中医不应该陷入自证科学的怪圈，中医的历史研究也不应该主要围绕着自证科学展开。我们之前提到，中医源自巫术，随后与道教合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医从未摆脱过神秘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神秘文化。作者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中医根本就不属于科学领域，自然也无需自证科学，就像要求文学或哲学自证科学一样，这样做是荒谬的。所以作者呼吁现今的学者们跳出自证科学的怪圈，不要为了自证科学而将中医的历史割裂和扭曲，希望大家能将目光回归中医本位，看到它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学科特色，并客观地还原和呈现它们，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历史研究方向。

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这本书的内容说完了。书的作者一直认为，研究医疗史和疾病史是探索人与社会甚至是人性的重要途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虚伪和矫饰被大大剥离，社会、文化、国家制度乃至生死存亡都会受到这种力量的影响。例如东汉末年的瘟疫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也催生了魏晋风度；中世纪欧洲的大鼠疫开启了文艺复兴，推动了现代欧洲的崛起。确实没有什么比生死更能撼动人心，催生变革。因此，作者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都更能长远地影响人类历史，或者说更能影响人心。《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到此就讲完了，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听书享富的频道点赞，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个宝贵的知识，让我们共同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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