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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颗心》
铛铛铃2025-09-13【科普】1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打开一颗心》，副标题是“一位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故事”。
本书的作者斯蒂芬·韦斯塔比，任职于英国牛津约翰·拉德克里夫医院，是世界一流的心外科手术专家和人工心脏专家。
韦斯塔比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七岁的时候，最疼爱他的外公因为心脏病过世了，这让他立志要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跑去医院当兼职搬运工。别的搬运工只负责干力气活就好了，他却借机学会了不少技能，比如，他能根据当天的手术调节好手术灯的方向。他还缠着病理学家，让他观摩尸检，并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人体精细的解剖结构。过人的天赋和努力，让他顺利考上了医学院，并最终成为一名心外科医生。
在心外科的手术台上，他足足干了50年，参与过1万多台心脏手术，打开过1万2000多颗心脏，挽救了许多危重心脏病人的生命。这些患者之中，有很多在被推上手术台之前，就已经跟家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这本书是韦斯塔比医生生涯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他用十几个惊心动魄的手术故事，串起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不仅能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心外科医生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以及他对职业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也能让我们从医生和患者的故事中，重新反思医疗和人生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当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和氧气就无法被送往全身各处，生命会在5分钟内走向终结。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外科手术，心脏手术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的职业操作，具有决定生死的重要意义。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活，看看他们会面对哪些不一样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心外科医生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争分夺秒。因为突发急性心脏病的患者，病情通常都比较紧急，这就需要医生立刻做出正确判断，并及时抢救。比如心肌梗死，这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疾病，是因为心脏给自己供血的冠状动脉堵塞了，心肌无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而出现坏死。一个心肌梗死患者，如果在胸部疼痛后40分钟内进行正确的救治，就有60%到70%的机会能抢救回患者生命，但如果拖过三个小时再救治，患者存活的可能性就只剩下10%了。
韦斯塔比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的病例。这个名叫克拉克的患者，已经进入了医学上所说的心源性休克阶段，他的血压只有正常血压的一半，血液中堆积了大量的乳酸，嘴角流出浮沫，眼睛也开始往上翻，就快要死了。这个时候，韦斯塔比刚结束了一整天的手术，正好经过那间病房，了解了情况之后，当即决定增加一台紧急手术。因为来不及等搬运工过来，韦斯塔比就自己和护士一起把患者推上电梯。经过了三个小时的抢救，克拉克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六个月后，克拉克的弟弟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就因为没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去世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因此而破碎。
在心外科，时间就是生命。心外科医生要最大程度地挽救患者，就要和时间赛跑。韦斯塔比常常在深夜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有患者快不行了，需要马上手术，他就会立刻从熟睡的家人身边跳起来，然后开着车猛踩油门，一路狂飙到医院。因为超速和闯红灯，他被警车截停过数次，最后警察也很无奈了，说：“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就打报警电话，我们来接你。”
还有一次，韦斯塔比正和家人在澳洲度假呢，半夜在酒店的大床上，接到英国一家医院的电话，说有一个婴儿因为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导致心力衰竭，快保不住了，问他能不能来主刀。韦斯塔比想都没想就回复对方：“明天安排手术，无论多晚。”然后他真的当天就从澳洲飞回去了，手术方案是在飞机上拟好的。下了飞机之后，他也顾不上倒时差，就叫团队准备手术事宜了。
除了突发性心脏急症外，心外科手术术后的紧急情况发生率也比其他手术要高。这是因为传统的开胸手术创伤很大，尤其是在手术过程，要让心脏停止跳动，切断心脏的血液供应，这本就会让心脏变得衰弱，加上手术中又涉及各种复杂的血管接线，有时候还要植入一些人工的辅助设备，比如人工心脏等。所以即便是手术成功了，也不代表患者一定能活下来，还要看术后患者能否安然度过危险期。一些常见的并发症，比如一个中风、一次没有来由的心脏纤颤，就是心脏不再有规律的搏动，而是突然陷入无规律的颤动，这些情况都会直接危及患者生命，如果现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患者仍然会遗憾地死去。
韦斯塔比在书中说到了一个例子，他刚刚给一个先天心脏畸形的婴儿做完手术，本来应该去重症监护病房陪床的，但是急诊科突然送来一个因高速车祸导致心脏重伤的患者，韦斯塔比只能先去救治急诊患者。不幸的是，那个婴儿术后真的出了状况，他的心脏突然发生了心颤，但是现场的年轻医生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处理，等到韦斯塔比结束手术赶到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了。
韦斯塔比很清楚，对于一个命悬一线的心脏病患者来说，能否幸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有没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以及治疗是否正确、及时。因此他要把握每一个交到他手里的机会。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心脏外科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新的技术和设备逐渐出现，这让很多以往只能坐以待毙的心脏病患者重新获得了生的希望。那时候还是个年轻医生的韦斯塔比，几乎没日没夜地在医院工作，白天做一整天的手术，晚上还要在重症监护病房守夜。他说：“我每次离开医院都很不情愿，因为我不想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我不在场。”
这样的工作强度，的确让他在专业上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但也让他付出了代价。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正在重症监护病房里守护其他的婴儿；儿子中学期间的每一次足球赛，他不是在手术台上，就是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他对家人充满愧疚：“我花了许多时间努力挽救别人的孩子，和自己孩子相处的时间却总是不够。”因为他太重视工作，忽视了家庭，她的第一次婚姻也因此惨淡收场。
有的时候，看到患者痊愈和家属暖心的场面，韦斯塔比心里也会涌起深深的孤独和思念，但是下一秒，他一看见救护车驶入，一听见患者呻吟，仍然会立刻心无杂念、毫不迟疑地上前救治。
除了争分夺秒，心外科医生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患者的危重程度高，这就需要医生有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决心。面对危重患者，医生的决定至关重要，如果医生就此放弃抢救，患者就只有死路一条，医生能坚持救，他们也许还能获得一线生机。但要医生做出救与不救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心脏手术风险巨大，患者很有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再加上术后的并发症，因此即便做了手术，患者也不一定能活下来。这种时候医生要坚持救治，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书中说到了这样一个危重病例，患者安娜得了一种常见的心脏粘液瘤，这是一种良性肿瘤，可能会导致中风。很不幸，安娜就因此而中风瘫痪了。更要命的是，大多数的粘液瘤手术摘除之后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安娜却在10年间复发了五次。当他第五次复发的时候，做不做手术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不做手术，安娜很快会因为心脏梗阻而死去，但在此之前，她还能跟家人享受一段最后的时光；如果继续做手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安娜已经瘫痪，加上前面的手术创伤，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很有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最重要的是，这台手术的回报率很低，前面四次手术的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场的医生都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做一次手术了，比起让患者继续在手术台上遭受痛苦，这种时候也许听天由命对她更好。
韦斯塔比先是问安娜一家有什么打算，他们说宁愿安娜死在手术室，也不愿意被医生抛弃。因此韦斯塔比也决定绝不就此放弃安娜。幸运的是，第五次手术过去十多年了，安娜仍奇迹般地活着，他们给韦斯塔比送来亲手做的蛋糕，感谢医生当年没有放弃她。
还有一种危重情况发生在手术过程中，比如原定的手术方案无法奏效，各种补救措施也起不到什么效果，看起来患者真的没救了，这时医生还能坚持吗？
在所有的心脏疾病当中，先天性心脏畸形最让医生头疼，其复杂程度常常超出医生的想象，而且患者大多数是婴幼儿。女婴柯蒂斯就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有一个又长又复杂的名字，叫做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简单来说就是心血管接错线了，这让柯蒂斯在短短几个月中反复经历痛苦的心肌梗死，心脏已经逐渐衰竭，生命所剩无几。普通的医生无法接受这样复杂的手术，他们把难题交给了韦斯塔比。但是手术并不顺利，虽说韦斯塔比按照精心制定的手术方案近乎完美地完成了手术，但那颗小小的心脏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心率，而且无论医生们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改善。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婴儿没救了，已经有人出去告诉柯蒂斯的父母，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作为主刀医生，韦斯塔比的后劲也是冷汗直流，但他还是不打算放弃。“我们绝不投降”，这是丘吉尔的一句格言，也是韦斯塔比一直坚持的职业信念。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下，他又拿起手术刀，开始尝试另一种新方案。令人意外的是，柯蒂斯竟然得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小生命因为医生的坚持重获生机。韦斯塔比写这本书的时候，柯蒂斯已经过完了她的18岁生日，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大姑娘了。
还有一种情况更加复杂，医生如果要救治危重患者，就要铤而走险，甚至违反法律，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样的代价又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呢？
书中说到这样一个例子，年轻的实习教师朱莉因为严重的病毒性心肌炎导致心力衰竭，都快要死了。其他医生打电话给韦斯塔比，问他手上有没有可以救命的新设备，即便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朱莉刚刚已经跟她的家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在心外科，辅助设备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传统的开胸手术，要让心脏停止跳动，切断它的血液供应，这个时候，医生一般会使用一种叫做心肺机的机器，给身体的其他组织提供血液和氧气。不过心肺机不能长时间使用，否则容易引发身体的炎症。如果术后心脏功能还未及时恢复，就还要依靠其他可以更长时间使用的辅助设备。这些设备虽然实用性各异，但本质上都属于人工心脏的一种，能在一段时间内取代心脏的泵血功能，维持身体的血液和氧气供给。比如对于心力衰竭的患者，医生通常会使用一种叫做球囊泵的装置，但是朱莉病得太重了，球囊泵完全起不到作用，甚至还梗阻了通向她腿部的血流。因此，朱莉迫切需要一台能够救命的新设备。
当时韦斯塔比手上刚好有一台可以试用的新机器，叫做AB180，是他用来做研究用的。可是这并不是一台普通的机器，首先它是一台非搏动式人工心脏。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心脏是因为搏动才会产生血流的，没有搏动是不可能维持生命的。这台非搏动式人工心脏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搏动装置，而是使用了一种涡轮装置制造持续血流，如果患者装上了它，就会变得没有脉搏、没有血压，这在当时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也正因为如此，AB180当时并没有获得英国医疗当局的许可，换句话说，只要有医生在患者身上使用，就是违法。
可能你要问了，那当时就没有其他合法的设备可以用了吗？确实没有。因为在当时，人工心脏还属于很超前的技术，很多设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刚刚开始投入临床试验的，还没有在英国获得许可。即便那些已经获得了许可的设备，也并不是每家医院都会配备的。比如书中提到一种在当时还算先进的机器，叫做“雪崩”，体外膜肺氧合设备，适合于那些心脏和肺部同时陷入衰竭的患者。这种设备在英国就只有国家移植中心有配备，而其他医院如果要用，只能大费周章地去借，或者干脆让患者转院去移植中心。但朱莉显然已经等不及且折腾不起了。
看着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患者，是循规蹈矩，眼睁睁看着患者死去，还是违反法律，挽救患者生命，韦斯塔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既然做了医生，就不会因为一些行政上的问题，让一个年轻的患者死掉。”
韦斯塔比的这次义无反顾的冒险，成功地挽救了朱莉的生命，而且这有力地证明了，没有脉搏、没有血压的持续血流，同样是可以维持生命的，这也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
朱莉的手术之后，韦斯塔比被医院的医务主任警告：“下次再这样就走人。”不过韦斯塔比显然没有听进去，很快又故技重施。在朱莉手术之后的第三周，为了挽救同样患有病毒性心肌炎的男孩斯特凡，他又千方百计地找来了另一台没有许可证的“雪崩”，因为只有这种血泵适合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儿。这台血泵同样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拯救了斯特凡的生命，并且帮助他度过了心脏移植前那段难熬的时光。
韦斯塔比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死去，而且我坚信一点，那就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挽救生命总是符合道义的。”
除了患者病情的紧急和危重之外，心外科医生要面对第三个挑战，就是患者的个体化差异大，所以即便是同一种心脏疾病，每个患者都需要不尽相同的治疗和手术方案。
比如同是病毒性心肌炎，我们刚刚说到的朱莉就是急性感染，短短一周的炎症和积液就已经破坏了她的心脏功能，而男孩斯特凡的病毒性心肌炎就发展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开始出现心力衰竭。因为患病时间短，朱莉的心脏遭受到的损伤也要小得多，所以在使用了一段时间的AB180以后，她自己的心脏就康复了，设备就能拆除了。而斯特凡因为心脏遭受损伤时间太长，无法自行恢复，所以最后只能移植一颗别人的心脏。
此外，个体化差异还常常让普通的病例变得复杂，增加手术和治疗的难度。要挽救这样的患者，不仅需要医生有精湛的技术，还要有创新精神和敢于探索的勇气。
书上讲了这样一个例子，韦斯塔比曾经接诊过一个18个月大的男婴，因为先天性的心脏肿瘤堵塞血管，就快要死了。本来这是个很容易对付的良性肿瘤，常规切除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男孩极其罕见的长了一颗右位心，也就是说他的心脏长在了胸腔的右边。很多医生一辈子也没机会碰到这样的病例，对着反着长的心脏做手术，医生在手术时的思维和操作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好比习惯右手干活儿，突然要改用左手一样别扭。而且常规手术器械都是按照正常心脏的位置设计的，就更加增加了手术难度。对韦斯塔比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最终的手术方案来自于他苦思冥想后的一个灵光乍现。韦斯塔比像做心脏移植手术一样，把男孩的心脏从胸腔取出，放在了工作台上，这样他就可以不受错位心脏的干扰了。虽然这波操作风险很大，但却是挽救生命不得不用的办法。最后肿瘤顺利切除，心脏缝回胸腔重新起搏，一个小生命因为医生的创新尝试而得救了。
再比如作者还讲到一个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茱莉亚。主动脉瓣是左心室和主动脉间的瓣膜，主动脉瓣狭窄就会导致左心室泵出的血液不能流畅地通过。本来这是一个常规的病例，只需要接受人工瓣膜置换手术就可以了。但是茱莉亚特殊的身体情况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因为她是个40岁的高龄产妇，当时已经怀孕12周了。虽然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但是在之前的40年中，茱莉亚从来没感受到任何不适。由于孕期的心脏血流量突然增大，才出现了症状。诊断出问题的时候，病情已经十分危急，如果不马上做手术，她可能只有几周的生命。
最常规也是最保险的方案是先做人工流产，然后再做心脏手术置换人工瓣膜，但是茱莉亚已经40岁了，出于母亲的天性，还有对于自己是否还能再次怀孕的担忧，茱莉亚坚持要保住孩子。这太危险了，没有一个医生会在患者怀孕的情况下对她的主动脉瓣做手术，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一尸两命。
经过再三讨论和研究，最后韦斯塔比和同事选择尊重患者的意愿。为了增加手术的胜算，韦斯塔比制定了无比细致的个性化手术方案，最大限度地确保手术过程不会对胎儿造成威胁。比如为了使胎盘的血管不至于收缩，就要在手术过程中把患者的血压调得比平时高，血流的速度也要调快。再比如说，患者的心需要用心脏停搏液进行保护，但是这种停搏液同样会对胎儿的心脏造成影响，所以使用量上必须严控。除此之外，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必须随时监测胎儿的心率和子宫收缩的情况，如果出现问题需要及时介入等。
韦斯塔比的努力没有白费，孕期的人工瓣膜置换手术很成功。五个月后，茱莉亚生下一个健康的小男孩。
在韦斯塔比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创新和探索并不罕见。从插管的时候给患者缝上一段人类的主动脉，以增加接入点的弹性，到突发奇想把婴儿的心脏缩小等，在一些极具个性化病例当中，这些让人脑洞大开的神仙操作俯拾即是。就像他自己所说：“做医生的要么积极思考，要么退出这个高危行业。”他说自己是个强迫症的外科医生，遇到问题就忍不住地要去解决。
然而，强迫症的背后，是医生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的责任和决心。
不过，心外科医生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来自于内心，就是对于患者的共情。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共情是对患者和家属的痛苦感同身受。你可能会认为，共情是一个好医生的必备素质，但是对于心外科医生来说却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需要摆脱共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是因为心脏承载的意义太不一般了。虽然现在科学证实了，心脏只是一个造血的泵，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心脏仍然关乎一个人的情感和灵魂。要对这样一个器官动刀子，有的时候还要心脏移植，甚至换上一个金属做的人工心脏，这不仅需要勇气，有时候真的需要一点自我催眠的力量。
另一方面，心外科医生每天都有可能面对生离死别，对于患者的共情，有时会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甚至于让他们没有勇气再去开展下一台手术，救治下一个病人。
韦斯塔比人生第一场手术是导师临时安排的。那天导师要赶着去做另一台紧急的手术，只能让他来主刀。但是当他切开患者胸骨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患者的右心室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立刻血流不止。原来这位患者已经是第二次做心脏手术了，之前的手术让他的心脏和周围的组织因为炎症粘连在一起，所以才出了状况。而这个情况，导师在匆忙中没有来得及告诉他。如果不是身边有熟练的助手和护士，病人恐怕就要死在手术台上了。
虽然这很难说是谁的责任，但是作为主刀医生的韦斯塔比依然难过的要死。术后在重症监护室里，等待患者苏醒的这段时间，他又懊悔又绝望，甚至想到如果患者醒不过来，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他的外科生涯。
还有那个叫斯特凡的十岁男孩，我们前面说到，韦斯塔比用一台没有许可的人工血泵挽救了他的生命，最后斯特凡也幸运地等到了合适的供体心脏。但是在这之前，情况一度令人绝望，没有救命的设备，也没有匹配的心脏，小小的生命就要走向终点。在一片愁云惨雾中，韦斯塔比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她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他会作何感想。她恨自己无能为力，感觉自己被卷进了悲伤的漩涡，不能自拔。
另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大学生，因为一台设备的迟到，年轻的生命结束在了手术台上。可是家属并没有责怪韦斯塔比，反而感激他在整个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他们同意捐献爱丽丝的器官，最后他们邀请韦斯塔比去参加爱丽丝的毕业典礼，因为学校还是决定在爱丽丝走后授予她一个学位，作为永久的怀念。“那一天我心如刀绞”，韦斯塔比说，“离开时我已经垮掉了，好像整个世界压在肩头。”
因此，很多时候，心外科医生需要去掉共情，远离内心的悲伤和痛苦，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那怎样才能摆脱共情呢？
韦斯塔比说到的第一种办法竟然是酒精。在韦斯塔比年轻的时候，少量的酒精是心外科医生们放松和消遣的首选，这一点在他们夜间急诊的时候体现的尤为明显。韦斯塔比自己很少这样做，因为酒精会让他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但是她表示理解，因为他很清楚，面对接踵而至的痛苦和死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第二种办法是尽快走开，在悲伤和痛苦把你吞没之前及时抽身，这是韦斯塔比的同事阿切医生经常使用的办法。同样是在男孩斯特凡的病床前，因为无法立即找到一颗匹配的供体心脏，孩子的生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当韦斯塔比被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裹挟，阿澈医生却选择默默地退出去，继续去其他病房查房。这并不是医生的冷酷，而是避免于事无补的感情消耗，尤其是面对手术失败、患者死去，这种远离共情的办法更是意义重大。
书中说到这样一个例子，在医学院的时候，韦斯塔比曾经观摩过一台失败的手术，患者是一个26岁的年轻女子，刚刚生下孩子不久就惨死在手术台上。韦斯塔比的心情无比沉重，但是手术的主刀医生和护士接下来的做法令他印象深刻。几名医生在绝望中默默矗立之后，很快相继离开了手术室。接下来护士们进来麻利地清理场地，给器械消毒，帮死者擦拭血迹并穿上寿衣，然后也很快退了出去。等到搬运工把遗体送走，他们又进来做下一场手术的准备工作，这一切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完成，毫无拖沓和迟疑。因为接下来这间手术室还要救治别的病人，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但是后面的患者还有希望可以活下去，他们需要的是冷静、理性的救赎者，而不是一群沉迷于悲伤或者悔恨的糊涂蛋。
而对韦斯塔比来说，还有一种去掉共情的方法，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消除痛苦。
韦斯塔比的故事讲完了。对多数有理性的人来说，切开别人的胸腔，让心脏停止跳动，把它切开再修复，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工作，韦斯塔比每天都得这么做。
在本书的最后，他说：“这本书里的明星是他的病人，因为生命有其必然性，是人力无法扭转的，即使医生拼尽全力，其中的一些人仍然会死去。走进手术室的病人选择了勇敢。”
好，《打开一颗心》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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