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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铛铛铃2025-09-13【文学】0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作者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
茨威格1881年生于维也纳，他用德语写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还有传记作品《三大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
茨威格大半生的岁月顺风顺水，晚年二战爆发，欧洲又现战火，茨威格被迫离开欧洲，最终流亡到巴西，在流亡途中写完了《昨日的世界》一书。他尝试以客观的心态描述自己的一生，以及当年欧洲的社会、文化与艺术，来纪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
《昨日的世界》是一本带有回忆性质的长篇纪实散文。对相关研究者来说，这部作品是研究20世纪初欧洲历史的重要参考；而对普通读者来说，书中深沉的情感和优美的文字，则让人爱不释手。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这本书。茨威格在开篇就沉痛地说：“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但是我所在的世界，现在没有和平和人道可言。我的家乡是欧洲的心脏维也纳，在我的年轻时代，这里自由而繁华，是一座文化艺术的顶尖盛殿。可是1914年爆发的战争摧毁了他。战后国家在慢慢恢复元气，我的事业也进入上升通道。然而，眼下是1940年，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战火再一次烧遍了欧洲，我的心中百感交集，随时可能掉下绝望的深渊。”
茨威格把1914年一战爆发视为欧洲黄金时代的结束，而把1939年二战爆发视为他个人的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茨威格的命运的巅峰和低谷，都跟随维也纳乃至欧洲文明的命运紧密关联。下面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来具体讲述茨威格与欧洲文明的起伏命运。
先看第一阶段，一战前。这是茨威格最留恋的早年岁月，当时他的家乡维也纳也处在黄金时代。茨威格用了大量篇幅，回忆了当时维也纳的繁华社会和文艺氛围。
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奥匈帝国是在1867年由奥地利和匈牙利合并而成，两国彼此妥协，是希望1+1大于二，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可以说，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茨威格详细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安定景象。在茨威格出生的1881年，奥地利公民普遍享受着古老国家带来的稳定感，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不仅有钱人安居乐业，财富也在向下流动到普罗大众的手中。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保险业的兴起，工人、佣人都有了合理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公共卫生、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样样都在提升，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奥地利人都在为这些成就而自豪，当然，这也包括茨威格在内。
当时的维也纳，也正成为举世公认的文艺殿堂。这里诞生过海顿、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古典音乐大师群星璀璨，而音乐让维也纳这座城市变得柔和高雅。在城市里，再普通的人都会设法去看皇家剧院的演出，向那些演员学习优雅的谈吐、高尚的趣味。维也纳人对于政治家、商人、大富豪没有什么感觉，但对演员、作家、艺术家却是顶礼膜拜。一场贝多芬音乐演奏，能让观众热泪盈眶，演出结束后，过了一个小时，大家都不肯离场。一位著名演员的诞辰纪念，会成为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曾经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剧院拆毁时，人们都像参加葬礼似的聚集在此，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珍贵的纪念。
维也纳的咖啡馆培育了无数的世界主义者，在这里只要花一点钱买杯咖啡，就可以了解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只要有两个人开始讨论某种新的思想，很快就会吸引第三、第四个人加入进来。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每一本新书、每一个新展览，都会立刻引起人们注意，因为人们都渴望能够率先谈论一个新生事物。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诗人，就有可能大红大紫，一本再普通不过的文学选刊，里面所收录的作者，都会被有心的读者所记住。
茨威格注意到，在繁荣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是对青少年和女性的压制与禁锢。例如，国家主管部门对青少年一代是充满怀疑的，尤其表现在教育方面。1886年，五岁的茨威格上了小学，之后继续读中学。茨威格很聪明，但是他非常厌恶学校内弥漫的强迫、冷漠、无聊的气氛，知识全靠死记硬背，学生变成了冷冰冰的学习机器。茨威格说：“8年里从没有一个老师问过我想学什么，所有老师都习惯于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讲完就走人。”就连校舍的建筑风格也是老派而沉闷，光线暗淡，到了夏天还要把窗户全用窗帘挡起来，因为担心学生看到窗外的蓝天后，会心不在焉。国家只想维持太平的现状，并不欢迎年轻人的活力，宁可把学生培养成为老成持重、彬彬有礼，懂得中庸节制的公民。茨威格的父亲就是这样成长为四平八稳的资产阶级人士的。
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都必须让自己显得老成一点。报纸上有专门介绍加速长胡须的办法，20多岁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人，都要戴上金边眼镜蓄胡须，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挺起一个微微凸起的肚子，以体现出老成持重的感觉。这个社会要求年轻女性有良好的教养，同时又要他们什么都不懂，比如只要女性过早的了解男女之事，就会被视为不道德、不贞洁。一旦一个女孩到了25岁还没能结婚，那就很难再嫁出去，然后她就会被要求一辈子守贞，维持外表的体面端庄。
我们再来看看茨威格的个人成长环境。茨威格家庭富裕，家族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纺织厂。他们家庭生活很低调，茨威格的父亲成为百万富翁以后，依然抽着普通的国产雪茄烟，出门旅行时坐马车的二等车厢，直到50岁的时候，父亲才带着母亲享受了一次奢华的旅行，到法国的尼斯度过了一个冬天。
茨威格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也都很有文化修养。当时犹太人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和歧视，父亲弹得一手好钢琴，书法很漂亮，会说德语、英语和法语，母亲来自一个银行家的大家族，品味非常好。茨威格说，虽然犹太人追求财富，很热衷赚钱，但是如果家里有人在音乐、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有了成就，那么整个家族的人会为之而骄傲。
在这样的家庭中，茨威格很自然地爱上了文学艺术。虽然茨威格抱怨维也纳的学校教育沉闷，但是幸好学校之外还有广阔的城市社会，大家常常跑到外面的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那里处处都有文学和音乐，每时每刻都会带给人以意外的快乐，这让他们的中学生活不再那么沉闷。茨威格说：“一个班级里，只要有一个人喜欢艺术，其他人就会立刻被传染，只要有一个人集邮，周围就立刻会多了一群集邮爱好者，只要有人说起舞蹈演员的魅力，立刻会有一群人跑到歌剧院去等待歌剧开场，每个班都是一个文化中心。”比如茨威格的班里，同学都是狂热的艺术迷，而在比茨威格高一个年级的班级里，最热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
茨威格逃课、去逛博物馆、看展览、看交响乐队排练、去淘古旧书、去泡咖啡馆。文学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一个人喜欢文学艺术，他的眼界就能迅速开阔。在这段岁月中，茨威格是充满乐观的，他说：“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我对个人和欧洲的前景都无比乐观。”他尝试写作，他结识了维也纳的大诗人霍尔曼·斯塔尔和里尔克，他能在图书馆、博物馆、画廊、剧院里尽情徜徉。作为犹太人，茨威格深深地感谢维也纳带给自己的舒适、安全和文化认同感。隔壁的德国人正在扩军备战，准备称霸欧洲，奥地利人却对政治毫不关心，只陶醉在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里面。茨威格沉浸在艺术中，觉得这场盛宴永远不会结束，即使有弊病也会一点点消除的。
在这一阶段的黄金时光中，茨威格在维也纳、柏林、巴黎、比利时等地游历于社交，为他在文学界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898年，17岁的茨威格进了大学，选了哲学专业，但是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研究文学艺术。茨威格的文学道路起步就很顺利，他刚开始投稿，就在当时很有名的《新自由报》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一位产出稳定的副刊作者。后来到了1900年，他靠着副刊作者的身份转学到了柏林，在那里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浪漫文人的生活。在柏林，他交往过的人里有酒鬼、有吸毒者、有刑满释放的骗子，三教九流，丰富了他的见闻和阅历。
茨威格之后，又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逐渐把自己看作一个德语作家、一个欧洲人，而不是一个奥地利人或是维也纳人，他的家乡的范围扩大了。在这段自由之旅的巅峰时期，茨威格来到了巴黎。在他的印象里，巴黎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点与维也纳、柏林、布鲁塞尔一样，他甚至说：“谁到过那时的巴黎，谁就将一辈子拥有幸福的记忆。”在巴黎，你可以奢华，也可以简朴，可以欢笑，也可以痛哭，可以合群，也可以独处。午夜过后的街上依然人潮汹涌，打工仔和雇主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巴黎女性在精神气质上的自由，让茨威格感到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和解放，这一点与维也纳在性别教育上的保守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巴黎之后，茨威格还去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在游历结束后，大约在1904年，23岁的茨威格回到了维也纳，租了一套小公寓，开始埋头写作。这个时候，他已经和欧洲一大批顶尖的文学、艺术、思想大家都有了私交，像诗人里尔克、维尔哈伦、克洛代尔，像作家罗曼·罗兰、高尔基，像哲学家弗洛伊德、像雕塑家罗丹，在茨威格的身边随便找一个熟人，就是某位文艺巨匠或其后代、亲属、邻居。这些友谊和联系，足以让茨威格把欧洲看作热恋的情人一般。
但是，当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春风得意，当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扩大规模，人们的能量也在爆棚，都想干出一些更大的事业，结果他们反而开始滥用这种能量。法国要扩张殖民地，奥地利要兼并波斯尼亚，就连欧洲的弱国保加利亚，都在打土耳其的主意，而德国暂时没有扩张的方向，则一门心思地要憋个大招，剑拔弩张的气氛在欧洲蔓延开来。茨威格用一种近乎忏悔的笔调写道：“我是一个作家，可是1914年前，我和那些同样持和平立场的作家一样，比如维尔哈伦、罗曼·罗兰，都是单打独斗，没有集合成一个团体，都没能及时发出盛世危言，帮助欧洲人从梦中惊醒。更糟的是，我们完全错判了形势，我们还以为，进步和乐观将带来欧洲的统一，是各民族共享文明进步的成果，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欧洲国家反而互相之间成了仇敌。”中国古人有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一战前的欧洲人来说，这句话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
1914年，一战爆发，茨威格的第二阶段人生开始了。这段时间里，他见识并理解了真正的战争，他曾流亡国外，后来又回到祖国。一战刚刚爆发时，享受了半个世纪和平的奥地利人，对于战争根本所知甚少。在普通人的想象中，战争是一场浪漫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豪迈的冒险。1914年8月，年轻人积极的报名参军，他们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歌唱，向他们的母亲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就回来了！”整个帝国头脑发热，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
那时茨威格还很年轻，30岁出头，他没有陷入到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而是很快的给自己确立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全力维护欧洲文化。他和罗曼·罗兰密切联络，他们起初想组织各国文化名人的和平大聚会，可惜没有成功。之后，茨威格自己找了个机会来到前线，在前线，他看到那些面带痛苦的伤员，绝望的士兵，人们挤在运送牲口的车子里东倒西歪，车厢里散发着浓浓的恶臭。战争开始时，维也纳的公爵夫人和高贵的女士们，曾扮作护士，在那种白色救护车里给摄影师们拍照，而在前线运送伤员的车子是破破烂烂的货车，玻璃没有一块是完好的，照明用的是被煤烟熏黑的油灯，简陋的担架、渗满血迹的破毯子，伤员们脸色苍白，满脸汗珠，不断的发出呻吟，在尿粪和碘酒的浓烈气味中艰难呼吸。残酷的现实，同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乐观预测，以及群情激昂的爱国主义话语，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但是军事当局需要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需要人为的煽动，这种煽动工作一般都由作家、新闻记者等人来做。那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的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茨威格原以为他的朋友们都是立场坚定的，结果都在一夜之间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被迫服役的大诗人里尔克对茨威格说：“如果能到国外去，那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茨威格悲愤地写道：“那些仍在发表乐观言论的人，不是双目失明，就是良心败坏。”
后来，人们终于知道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向敌人冲锋，不会带着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里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随时都可能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而飞机会把熟睡中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那时德奥军队已经崩溃，奥匈帝国也已经不存在了，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失业大潮，让国内的多数人处境艰难。而流亡国外的茨威格此时决定，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回到奥地利。路上，茨威格在瑞士转车，与一群旧日的皇族，目睹了统治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皇族离开的画面，所有的人都带着尴尬且羞辱的神情，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哈布斯堡皇室的奥匈帝国，代代相传了数百年，在这一分钟里宣告寿终正寝了，所有的人都在这凄凉的情景回顾着历史，世界的历史。
此时的茨威格明白，他要回去的故乡已经是另外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了。茨威格之前曾在萨尔茨堡的山上买了一座别墅，打算过隐居的生活，如今这栋房子给他提供了栖身之所。这是一栋很有历史的大房子，不过也因为年久失修，漏雨寒冷。茨威格说他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只能捂在被窝里写文章。更糟糕的是，国内严重的饥饿，面包全是黑的，土豆都是冻坏的，克朗严重贬值，这让很多外国人趁势进来大肆购买，瑞典、法国、英国、荷兰人纷纷涌进来占便宜。后来德国政府设立边防稽查站，对奥地利的商品进行没收，但是只有一样东西不受关卡限制，那就是喝到肚子里的啤酒，于是便有很多巴伐利亚人越过边境，到奥地利灌满一肚子啤酒，然后闹哄哄地被赶上火车，回到自己的国家。戏剧化的是，一战结束后，当奥地利的克朗币值稳定，德国的马克大跌时，奥地利人也来到德国猛喝啤酒，上演一出同样的闹剧。茨威格说，这个怪诞的场景，把那几年的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在混乱的日子里，茨威格更加坚定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她坚持不定期的进城看歌剧，当时票价贵的要命，一张票的钱足够从前订一年的包厢，演员们很憔悴，但是都在竭尽全力的演出，茨威格在这其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活意志。
1917年，美国已经介入欧战，俄国则连续发生了2月革命和10月革命，新生的苏联退出了战争，一战终于要结束了。茨威格与一些老朋友见面时，他感到大家都在战争中成长了。在佛罗伦萨，老朋友大步流星地向他走来，冷不防的紧紧将她抱住，以至于妻子以为这个陌生男子要谋害她丈夫。战后的人们让茨威格感觉更真切，他觉得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此时的茨威格，希望欧洲各国能够趁着这个重建的机会，携手打造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再也没有人愿意打仗。
从1924年起，一直到1933希特勒上台执政，这10年相对平静的时期，茨威格真正成了一名明星作家。他的作品卖出了数百万册，被翻译成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拥有无数读者。只要她离开几天，回来的时候，就得处理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到处都在邀请他去开讲座、出席会议、参加典礼。此时的茨威格，几乎得到了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所能得到的一切，财富、名声、友谊、自由，他几乎与欧洲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有私交，他在萨尔茨堡的别墅里接待过无数名流，他得到了前往苏联访问的机会，他在那几年里收藏了很多名人手稿，巴尔扎克的小说、拿破仑的军令、达·芬奇的笔记，还有巴赫、海顿、勃拉姆斯等大音乐家的乐谱手稿，每一件收藏品都价值连城。
基于对战前太平盛世的美好记忆，茨威格创造了一个属于个人的太平盛世，在自家的别墅里。可是，战争并没有像茨威格希望的那样就此结束。一战是老一代欧洲政治家犯下的错误，而一战结束后，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信任，遭到鄙视、怨恨，年轻人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心彻底告别旧观念、旧世界，为此，他们对每一种形式的造反，都怀有空前的热情。男士们开始把胡子剃得精光，同性恋在青年人中成为流行，他们并不是为了感情或是欲望，仅仅为了反叛过去，这时的他们，很容易对那些带头呼吁造反的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战后的失望、怀疑和反叛情绪太旺盛了，也太容易被新一代的野心家所利用。
在意大利，1922年，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上台时，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将掀起多么大的风浪。而在德国，茨威格的第二故乡，已是一片世界末日般的混乱。德国货币马克暴跌，早上用5万马克买一张报纸，到了晚上就得用10万马克修一扇玻璃，比之前买一栋房子还贵，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个豪华商店还贵。茨威格给出版商寄书稿，为了保险，他要求立刻预付1万册的版税，但是等支票汇到，面值已经贬到不足一周前付的邮费了。法律完全成了废纸，道德也无人遵守，投机商四处横行，失业者成天暴动，无所事事的男男女女在街头狂跳厌舞，失学的学生争相学习坑蒙拐骗。德意志人民向来有着讲究秩序和纪律的传统，所以这时候谁能带来所谓的秩序，谁就有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戴，后面的故事想必你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希特勒的上台。
这个时候茨威格已名满天下，他的书已走进千家万户，而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立刻尝试煽动大学生，去攻击一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进而查禁他们的作品，这其中就有茨威格。查禁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茨威格是犹太人。这从天而降的沉重打击，茨威格再一次从梦中惊醒。茨威格的作品销量一落千丈，不久之后，他的人身安全开始受到威胁。1933年10月，茨威格被迫离开奥地利前往英国，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萨尔茨堡的家中。
在伦敦，他一边关注着欧洲大陆一步步恶化的局势，一边继续旅行，他多次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他要多看一看美国以及南美洲，为即将到来的黑暗岁月积累印象和经验，以努力挽回自己对人类的信心。他已经认定欧洲将再一次沦陷，而且完全不清楚会沦陷多久。欧洲的文明伟大而灿烂，但越是如此，它被毁的风险也越大，毁灭的后果也越严重。茨威格本人的情况与欧洲很相似，它飞得越高越顺利，就越是无法避免跌落的痛苦。
《昨日的世界》的最后一章，题为“和平的垂死挣扎”，讲述了欧洲这条文明大船沉没前的最后时刻。茨威格完全把欧洲看作与自己是一体的，如果说1914年的战争毁掉了他美好的记忆，那么眼下这一场战争，让他对未来都不抱希望了。1940年，茨威格也已经年近六旬，他已看到另一场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在书中最后的几段里，他的语调几乎是忏悔的，他承认说：“我觉得世界在全面的倒退，人们正在经历一个自由、彻底沦丧的时期，可是我自己永远还是那个样子，总是不愿相信灾难真的已经降临，总是在找一个新的地方隐居起来，回到我所热爱的书籍和艺术品之中，等待外边的风雨过去。”
回忆录写到1940年就停止了，茨威格用《昨日的世界》全面回顾人生，真诚地解剖自己，解剖他所经历的一个个时代。书中虽然写了很多欢乐、很多荣耀时刻，展现了乐观与悲观、希望与失望的反复转变，但总的基调还是悲观低沉的。书名《昨日的世界》带着告别的意味，在茨威格笔下，未来已不再属于他，而在他眼里，未来也同样不属于欧洲。
茨威格最后流亡到了巴西，1942年2月23日，他和妻子在住所内双双服毒自杀。茨威格留下了一份简短的遗书，在信中他对朋友们说：“我等不及了，决定先一步而去。”我们可以把《昨日的世界》这本回忆录，看作这份遗书的完整版。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一位敏感细腻的文学家对欧洲故乡的感情，他热爱欧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风景，他也对两次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因自己没能帮助故乡免于沦丧而伤感。
茨威格带着遗憾离开了世界，而他的这本《昨日的世界》，却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在文学史上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好的，这本《昨日的世界》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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