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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铛铛铃2025-09-13【人文】1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正是越战最高潮的岁月。此前一年，亨廷顿作为白宫政治顾问，为美国政府撰写了一篇越南问题政策报告。起初，他只是想分析越南的社会政治结构，弄清越南人苦撑这么多年的深层原因，为美军摆脱越战泥潭出谋划策。然而，在研究越南问题的过程中，衍生出若干带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亨廷顿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指向一点：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平稳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现代化。作者比较了当时世界上三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和苏联，看他们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之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和方向。老实讲，这三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迥然不同：苏联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说了算，英国是女王陛下的议会说了算，美国则是总统、议会和最高法院都说了算。这三国的政治体制乍看上去千差万别，但仔细分析后，作者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似乎远大于区别。这三个国家全都拥有权威高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制度、民众高度参与公共事务、文官控制军队、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影响广泛、领导人更替和约束程序合理有效、政府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动员和开发社会资源、制定并贯彻政策。一句话，三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力量强大、功能完备，可以适应社会变化，有内聚力。
不幸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政府效率和公共治理水平低下，立法和司法机关失去权威，城市政治集团分崩离析，各种政党四分五裂。有时社会秩序甚至彻底解体，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乱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二连三，政治机构权力微弱。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地区的政府压根儿就不再进行统治，而是由反复无常、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人物主宰一切。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往往是灾难性的，各级官员腐化严重、肆无忌惮，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受肆意侵犯。显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在于民主还是专制，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具体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一句话，不管你是好还是坏，你首先得有本事把社会真正统治起来。你得先有个权威，才谈得了制约权威；你得先有秩序，才谈得到改良秩序。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稀缺的不是资源、不是资本，而是坚强的政治领导。那怎么样才算是坚强的政治领导呢？要如何才能建立起坚强的政治领导呢？作者觉得，还是要从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去寻找灵感。这回作者盯上了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在现代化以前，世界上还没有美国，而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是贵族封建政体，权力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贵族领主手里。在贵族领地的缝隙中，一些独立的商业城镇顽强地生存着。在贵族和商人的世俗权力之外，还有基督教教会的宗教权力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社会矛盾斗争就围绕这几股势力展开。
随着近代资本力量的崛起，欧洲发生了大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跃迁，上述这些矛盾斗争居然激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发展带来多样化的社会劳动分工，进而又导致多种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比如资本家、教师、记者、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他们积极要求参与政治，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当时的欧洲社会垄断政治资源的还是大小封建贵族和教区主教们，他们打压其他新兴社会力量，阻碍劳动分工和市场体系的发育，在文化上虚伪保守，在思想上严格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社会力量尽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但却力量弱小。因此，他们需要一个理性的、极权的无上权威来压制这些贵族和神父们。对于这些新兴社会力量来说，在旧时代的国家机器中，其实有两件现成的武器：一件是君主，另一件是议会。
颇令人玩味的是，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君主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封建贵族和教会主教。了解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人知道，西欧君主的日子可是不好过的。一方面，君主本身不过是贵族共同拥戴的首领，离开贵族的支持，他并没有绝对的权威，要时刻提防手下对王权的挑战。另一方面，君主的世俗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宗教神权，特别是在中世纪，教皇动不动就用开除教籍来威胁君主，君主不得不向教皇服软。那么对于新兴的社会力量来说，拥护君主来反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力量，以君主的权威来彰显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办法。于是，西欧各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都经历了一段绝对君主制的岁月，其中以法德两国最为明显。
与西欧大陆不同，英国倒是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英国的新兴社会力量并没有聚集在君主的王冠下，而是选择贵族议会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当然，大的原则都是一样的，用来嫁接的贵族议会同样是旧政治制度下的产物。而且他们事情不做绝，弄了个上议院让旧贵族们去那里玩，自己牢牢霸占着下议院，成为英国事实上的权力中枢。不管国王还是贵族、教会还是法庭，都要听议会的。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和西欧大陆都不相同。首先，英国人在完成议会革命以前，就按照自己的样子建立起了北美殖民地，系统地保留了中世纪以来英国的政治特征，那就是权威高度分散，没有人有绝对权力，什么事情都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大家商量着来，整个社会是按照妥协的原则从社区自治开始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其次，北美殖民地社会又拥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没有贵族，没有封建保守力量，这里的人一开始就得按照理性的原则办事。美国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特点造就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即权力高度分散的三权分立体制：总统就代表了英国中世纪的国王权力，国会就代表了英国中世纪社会的贵族权利，法院则代表了传统和习惯法的社会力量，三者地位平等而又互相制衡，按照理性的原则来治理公民社会。
回顾完英国、美国和西欧大陆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不管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还是三权分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旧有的制度面对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进行改良，容纳这部分新力量的政治诉求。那么这个原有的政治制度要如何改良呢？作者认为主要应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权威合理化；第二，功能专业化；第三，参政大众化。
什么叫权威合理化呢？就是执政者的思考和决策要靠谱，不要想一出是一出。旧制度统治机器要么是属于君主或者贵族私人所有的，要么就是属于上帝的神权，通过教会来牧养万民。前者属于想一出是一出、拍着脑门决策的人治，后者则天威难测，谁知道神仙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所以要让权威理性起来，就是要把权威从封建私有权和宗教神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建立公共机构，服从公共利益。
什么叫功能专业化呢？就是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在中国封建时代，各级官僚的主要使命似乎就是司法断案，包拯是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长，属于行政官员，结果整天干的都是法院的活。然后经过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机器开始专业化了，总统、总理、国会、政府各部、法院等一应俱全，行政、立法、司法各管一摊。那么这个从古代到现代，从一勺烩到功能明晰、分工明确、职能专业的政治机器进化过程，就叫做功能专业化。
那什么又是参政大众化呢？就是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要组织动员起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政议政。说白了，你得让老百姓有能说理的地方，得有汇聚老百姓意见的政治渠道，而且老百姓的意见得有人听得进去，得管用。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所谓政治现代化，其实就是政治制度的理性化、专业化和大众化合在一起，叫做制度化，也就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得全社会普遍认同，并逐渐稳定下来的一种社会进程。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上不上道。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才算上道呢？作者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出发，界定某个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
所谓适应性，就是指这套政治制度的生命力是否足够顽强灵活，能否适应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大转型。具体来说，旧制度要怎样适应新形势呢？那就是要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与时俱进，赋予组织新的使命和目标，并调整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比如中世纪的英国议会，使命和目标是贵族聚会、共商国事、限制君主权力，君主向贵族征多少税，贵族在战时和平时要向君主提供多少劳役和兵力，这些都必须在贵族议会上充分讨论，得到议会认可后才能成为实际的政策。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社会的崛起，议会的使命和目标就要调整，它要容纳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为他们的利益诉求发声，调整治国的方向。于是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取代贵族进入议会，将原来贵族限制君主权力的机制全盘接收，成为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决定国家财政、税收、对外贸易、外交、国防政策等主要内外政策的最高权力机构。衡量一个政治组织的适应性水平，有一条客观标准，那就是这个组织的寿命。很显然，一个组织的寿命越长，它的适应能力就越强，或者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组织的适应能力越强，它的寿命就越长。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历史的垃圾堆里堆满了适应不了环境变化而被淘汰的政治组织，比如中国的封建帝制、苏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等。
另外一条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维度是复杂性。复杂性一是指这套制度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关系明确、职责不同；二是指各下属组织具有高度专门化水平。复杂性与适应性密切相关，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政治机构的复杂造就了它的适应性。一套传统政治体制如果内部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就比较容易容易被时代发展淘汰。反过来，一套政治体制内部结构越复杂，功能组织越多元化，那么它适应新形势、顺应新潮流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因为在它的内部，互相独立的组织形式有很多，总有一个组织能为自己找到新使命和目标。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治维新前，日本的传统政体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在中央有虚位天皇和实权幕府两套领导班子，地方上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大名，在诸侯大名的领地间隙还星罗棋布着若干商业城镇，颇似西欧近代初期拥有自主权的商业贸易城邦。这些日本近代早期的商人阶层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幕府还有诸侯大名在财政紧缺的时候是要向商人贷款的，而且是必须要还的。还不起钱的诸侯大名看到来讨债的商人往往躲在城堡不敢出来见人，根本不像一方诸侯的威武样子。当幕府的权威衰亡时，另一个传统机构，也就是天皇制，加上锐意进取的地方诸侯还有各种财阀，便成了调整内外政策、顺应世界潮流、最终完成现代化的有力武器。
第三个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维度是其自主性。自主性是指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或行为方式。说白了，政治组织的自主性就是国家机器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其他社会力量诸如宗教、家族或者某个阶级等都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摆布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也拒绝充当任何这些社会力量的政治工具，不被任何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牵制。国家机器应当是公共机构，只服从公共利益，而所谓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就是国家机器自身的利益。上面讲的是政治组织的自主性，政治程序的自主性程度也是高低不一。政治程序的自主性是指政治组织在制定政策时，能够排除任何其他社会力量的干扰，比如暴力、威胁或者金钱腐蚀，独立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自有章法，能将体系内部的暴力成分减至最低限度，并能通过明确规定的途径限制金钱力量的影响。如果一套政治组织少数几个军人就能推翻，又或者只要少量金钱就能收买，这种情况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便毫无自主性可言。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容易僵化，另一个是容易腐化。一套政治体制缺乏自主性，也就是某一个社会力量操纵的傀儡，难以容纳其他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就容易僵化，还容易受到社会内外因素的影响，容易被武力胁迫或金钱收买，就容易腐化。因而，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也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体系的代理人和意识形态所渗透。比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长期统治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就是因为缺乏政治组织和程序的自主性，因而高度僵化和腐化，最后群众运动一起来就被轻易摧垮了。巴列维王朝政治体制的僵化反映在政权基础薄弱，无法容纳城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村失地农民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利益诉求。巴列维王朝政治体制的腐化既有各种外国势力对伊朗的渗透，又有官员腐败的问题，更有甚者，各级官员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麻木不仁，没有丝毫作为，以至于当革命者走向街头，他们连镇压的意志和意愿都没有了，大家几乎就是眼睁睁看着人冲过来了，国王逃跑了。
最后一条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维度是内聚力。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其实反过来理解也许更加合理，一个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就越团结，制度化程度越低就越不团结。制度化程度高意味着在这个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不是单一效忠链条中的一环，而是一张组织结构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比如在发达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工会会员、教会成员、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某个政党的支持者等。这样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善变的。这样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声音很嘈杂，但实际上是高度稳定而团结的。毕竟一个人在公会中的敌人很有可能又是某个高尔夫俱乐部里的朋友，那么又有什么必要非要斗得死去活来呢？
好了，以上我们了解到所谓政治现代化，就是从民众参与水平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的旧政治制度进化到民众参与水平高、政治制度化水平高的新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新制度的特点就是权威合理化、职能专业化和参政大众化，具备这些特点的新政治制度就能以复杂的组织体系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新需求，这样的政治体制就必然是高度自主而团结的。
那么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要如何才能完成政治现代化进程呢？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大众参与水平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发达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大众参与水平高、政治制度化水平高。那么我们仔细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特别是那些动荡中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他们的根本特点往往是大众参与政治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政治制度化水平却依然偏低。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一种局面。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发达社会，民众的动员、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是互相适应的，也是高度稳定的。最封闭落后的社会是不会有政治动荡的，发达社会也不会有动摇根本的动荡。最容易出乱子的国家正是那些处在传统社会向发达社会进化路程中的国家。这些高速发展中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崛起，尤其是在城市中，中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大量出现，但是原有的政治体系依然控制在旧社会力量手中，往往无力容纳新崛起的社会力量，无法输入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这样导致的结果有两条：一是原有政治制度的腐败，二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么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关于第一条，僵化的旧制度无法容纳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作为一种变通的办法，新社会力量干脆绕开正式的制度化参政路径，直接进行权钱交易，用贿赂买通旧制度中的政府官员，变相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腐败铺天盖地的根源。最根本的还是第二条，面对新社会力量崛起、大众被高度动员起来参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局面，要么就是原政权的有识之士发起改革，改革腐败僵化的旧制度，容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政治制度化水平，使其与大众参与水平相适应；要么就是城市新兴中产阶级还有产业无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比如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整合城市新兴社会力量，发起荡涤旧制度的社会革命，除旧布新。
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决定最终谁将胜出的是农民的态度。发展中国家最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中已经产生了若干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因素，由此新生出中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而在广袤的农村，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农民是很实际的，对于看似虚无缥缈的各种主义、信仰、意识形态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主要诉求在于实际物质利益，也就是土地。在政治斗争中，谁给他们土地，他们就支持谁。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来说，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土地改革，要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农民的利益需要，争取农民的力量站在自己一边。对于城市中的革命者来说，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争取农民站到革命阵营中来，这就要求革命者扎根农村的广阔天地，用土地革命来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建立城市中产阶级、产业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联盟。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来围剿的政府军或者右翼民团武装，而是旧统治秩序中的改革者。一旦改革者的土地改革成功，革命者就被釜底抽薪，仅靠弱小的城市中产阶级是成不了事的。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在革命失败后出任俄国首相的彼得·斯托雷平就很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从1906年起，斯托雷平用自己的铁腕主导了当时俄国的土地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就是把原来掌握在封建地主、贵族手中的村社土地分给耕种他们的农民，建立个体农场。斯托雷平的一位助理曾写道，俄国的悲剧在于1861年农奴解放后未能立即开始土地改革，因此农民是有了自由身份，但是土地还在贵族手里，等到粮食生产完毕，劳动成果还是按照旧办法来分，农民依然面对着旧制度的不公，进而跟从革命者谋求改变现状。而西欧没有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因为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早就建立了农场制土地制度。斯托雷平本人也觉得他的改革抓住了革命的喉咙。而当时流亡海外的列宁在得知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消息后，也认为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会再有革命的可能了。如果不是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改革失败，也许列宁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发动下一场革命了。
不管怎么说，不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如履薄冰，都要掀起社会动荡的滔天巨浪，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前景都是极其不确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是坚强的政治领导。
那么，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人能站出来力挽狂澜、建立稳定秩序了呢？其实不是，作者认为至少有两支力量可以为变化中的社会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那就是共产党和军队。
先来看共产党。作者作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主流政治学界一哥，对于共产党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所能起到的进步作用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在他看来，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可以为腐朽的旧制度提供一整套替代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大众参与水平已经非常高了，衰朽的旧制度却无法整合新崛起的社会力量，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组织体系完整严密又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共产党组织完全可以整合新兴社会力量，实现极高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共产党在青年中有共青团，在妇女中有妇联，在农村有农会，在工人阶级中有工会，在军队有士兵委员会，在知识界有左翼作家联盟，在工商界有工商联，各地区有各级党委，有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这一整套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几乎可以容纳全部的新兴社会力量。这套体系在运作时依据的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原则，它的决策来自理性的中央权威。作者对这一套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是高度赞扬的，因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革命、夺取权力或者革新政治秩序，而在于你得先建立起一个权力中心，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秩序，之后才谈得了其他。关于这一点，你只要想一想亚非拉地区一些失败的例子就明白作者所言非虚。比如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贩毒集团横行、腐败肆虐，政府权威扫地，社会秩序崩溃。在这些令人绝望的社会里，唯一可以站出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组织恐怕只有共产党了。革命者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铁棒横扫后的古巴在当时可能是唯一没有贩毒集团、黑社会，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拉美国家了。作者甚至暗示走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其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如拥抱共产党，因为美国的国情实在太特殊了，先天就是资本主义体制，先天就没有封建保守力量，实在不具有可复制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特点更加接近于10月革命前的旧俄国，你得先有一个权威，才能去谈制约权威；你得先有一个秩序，才能谈得到改良秩序。
我们再来看军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特点往往是一盘散沙，而军队是唯一具有高度组织性、专业性和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军队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有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有总参谋部理性谋划决策，有果断的执行力，手里有枪杆子。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军队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那么在权威和秩序建立起来之后，要如何制约权威、改良秩序呢？如何从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治进化到现代化政治呢？作者认为要害在于政党制度，以政党的组织形式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扩大大众参政的水平，之后再在政党组织的基础上实行政党政治。不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比如军人建立的威权政府就要在大举鼎定后与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结盟，完成政党化转型，实行政党政治。这方面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自由军官运动在夺权成功后就转型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继续执政，缅甸的军政府也顺应民主化的潮流改组为巩固与发展党继续参与政治进程。
好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作者想告诉你的道理无非如下内容：现代化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破坏旧的权威，启发大众的政治觉悟，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但问题是，现代化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政治制度，基本矛盾就出现了，旧有的政治制度跟不上形势变化，无法适应新的参政议政需求。这一基本社会矛盾正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要解决这一矛盾，发展中国家就要首先确立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这一过程有两个路径：第一，既有的统治精英会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争取和组织群众，完成旧制度的现代化改革；第二，体制外政治精英集团也会努力组织群众，推翻旧制度，从根本上重建政治制度和秩序，二者必居其一。
好，《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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