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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
铛铛铃2025-09-13【人文】0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自由论》，它是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最重要的著作。要说这本书，我们首先得从一场演讲说起。
大家可能都知道，上个世纪诞生了很多场著名的演讲。比如丘吉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在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被称为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讲话；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掀起了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至今读来都催人泪下。而在1952年的时候，西方世界还有一场著名的演讲，是以赛亚·柏林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无线电台发表的。这场演讲长达六个小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媒体形容这场演讲如同奔流而下的瀑布。
柏林这场演讲说的是什么呢？是自由。在演讲中，柏林讲解了历代思想家对于自由的阐释，并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点评。在那场演讲后，柏林将讲话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增删，发表了文章《两种自由概念》。之后的几年，他又针对那场演讲所引发的争议，陆陆续续写了《20世纪的政治观念》《历史必然性》《穆勒与生活的目的》等文章。这四篇文章被称为柏林的“自由四论”，构成了今天要讲的这本《自由论》的主体。
在英国的政治思想史上，《自由论》一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书中，柏林不但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还对此前西方世界重要的自由观念进行了总结和思辨。因此，如果你对自由这个概念感兴趣，或是想了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脉络，那么柏林的《自由论》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
不过，在正式进入这本书的解读之前，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觉得自由是什么？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还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自由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的自由，是同一个意思吗？这些问题大家不用急着回答，我之所以要问，是为了提醒大家，自由看似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概念，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对这个概念知而不明。如果按照柏林的原话，那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
因此，柏林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这个词的诸多定义，而是指出在自由的众多含义中，有两个含义最为重要，也最为核心。理解了它们，你就理解了自由的实质。这两个含义被柏林界定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什么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呢？简单来说，消极自由就是不被他人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不需要你去主动做些什么，你就有了，所以是被动的。比如说言论自由就是一种消极自由，即使你不会说话或者不会写字，你依然拥有言论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你主动规划、达成目标的时候，不受阻碍的自由。积极自由关注的是自我实现。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基督徒们发动十字军东征，很多骑士组成兵团，他们入侵伊斯兰教所控制的中东地区，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铲除异教徒，收复耶路撒冷。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积极自由。当然，这种积极自由就与当地的穆斯林发生了冲突。
下面，以赛亚·柏林就花了很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细节。首先，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才是消极自由。刚才说了，这是一种不受干扰的自由。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动物，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不受干扰。你有亲戚朋友要交往，有上司同事要应付，即使到现在宅文化盛行，你也不可能完全孤立不理世事，更不用说你还受到法律的约束，不能杀人放火、随心所欲。所以这个消极自由是有前提的，它指的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一个人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受干涉。而这个限度就是私人与公共的分界线。消极自由的倡导者认为，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必须有一个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可以不受别人的干涉，可以免除强权的强制。在这个领域中，他有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
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们会需要这样一个自由的领域呢？柏林认为，在所有倡导消极自由的思想家中，穆勒对这种自由的意义说得最棒。穆勒指出，人们必须要有一个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空间，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如果一个人不能过他愿意过的生活，那么他就不会有自发性和原创性，不会有心灵的活力和道德的勇气，更不会有天才的显现。他会变得干枯而死板，成为精神上的残疾或侏儒。而如果人人都是如此，那么真理就不会显露，文明就不会进步。也就是说，保证一定限度内的个人自由，大家的人格才能成长与完善，生活才变得多样、丰富、充满发展的可能。这在穆勒看来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这种自由的疆界在哪里呢？换句话说，私人与公共的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里呢？在这一点上，法国思想家本杰明·贡斯当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指出，公民的权利包括五个主要方面，分别是：第一，个人自由，这个是相对于公共权利来说的；第二，宗教自由，也就是信仰自由；第三，意见和公开表达的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另外两个是享受财产的自由，还有不受任何专断权力控制的保障。贡斯当为消极自由开出的这份清单，基本上已经得到了现代世界的共识。
好，消极自由暂时先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积极自由。刚才说过，所谓积极自由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崇尚积极自由的人，希望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我希望自己治理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任何人的奴隶。站在积极自由这边的思想家名单开出来，要比刚才消极自由那一串更为光辉耀眼。这条思想脉络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贯穿于中世纪以上帝之城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观，在近现代开枝散叶，相关的思想个个都是大神级的人物，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所阐释的自由概念都属于积极自由。
这些大神的自由理论都比较深奥，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但总的来说呢，他们都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就必须摆脱非理性的控制，达到理性的自我。一个自由的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理性的引导下，能够领会自己的目标，制定相应的策略，并且成功地实现它们。自由应该包含在符合理性的行为和生活中，按照理性来生活，方才符合人真正的本质。积极自由的概念从本源上就和理性这个概念挂钩。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非常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百分百的正能量。
然而，积极自由在充满正能量的外表下，暗藏着隐秘的危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我、他三个人，我们都信奉积极自由，都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目标去行动。有想法有行动是好事，问题是我们的想法可能是不同的，想要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是素食主义者，认为在今天人类社会的食品工业背景下，再食用动物的肉是一种罪恶；你却无肉不欢，并且坚持认为食肉才符合人的本性，素食主义属于一种无聊的伪善；而他呢，觉得动物应该区别对待，有的可以吃，有的不该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有矛盾，甚至有冲突，就像前几年爱狗人士在广西发起抗议，要求停止食用狗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柏林想要提醒我们的是，其实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我们想要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部发生了。当我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时，“我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奴隶”，但是我可能会成为我自己肉体的奴隶、欲望的奴隶，我身体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激素的奴隶，那些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感的奴隶。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强调要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首先会遭遇的是自己内部一些需要被压制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欲望，可能是动物性的本能，可能是感性的冲动。我们当然要去努力去压制它们呀，因为自由不应该是做蠢事或犯错误的自由。那怎么压制呢？靠理性呀。不管是柏拉图、康德还是黑格尔，都认为那个理性的自我是一种高级的自我，它是真实的、理想的、自主的，不受冲动、欲望或本性的控制。而这种理性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是支配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在支配你的意志的时候，已经成功地压制了种种冲动、欲望和本性。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当你、我、他的行为方式形成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会怎么样？柏林认为，信奉积极自由的，相信自己是理性的，因此在和其他人的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努力去支配别人。而且这种支配很可能会成功，为什么？因为一个信奉积极自由的人，往往比较有追求，会自觉地提高自己的行动能力，由此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对他人形成支配。其结果是，一个人的积极自由在扩大的过程中，侵犯了别人的自由。这是积极自由所隐藏的第一个危险。
还有一个，那就是看似追求个人化的积极自由，最终却很容易走向极权。为什么会这样？答案还是要回到一个人的内部去寻找。依旧是刚才那个问题，当我们在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时，这个“我”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当你努力在给自己下一个定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加上去的那些定语，几乎都是群体性的，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上海人、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黄种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真实的自我，很容易被理解为某种比个体更广阔的东西，比如制度、教会、民族、种族、国家、阶级、文化、政党等等。而一旦这种群体的性质被确认为真实的自我，就会被手握重权的人或组织利用，他们会将集体的意志加于个体成员的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是自由的学说，变成了权威的学说、压迫的学说，最终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
古今中外，那些以集体、民族、阶级、国家或某种社会理想为名，压迫个人、剥夺个人自由的事件，可谓不胜枚举。在这些故事中，人们被教育说，只要实现了那个美好灿烂的集体目标，每个人便都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实际的情况是，个人被压迫、被折磨，甚至被牺牲。把刚刚说的这两个积极自由的危险叠加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危险。任何一种乌托邦，都为人类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一个终极的目标，这个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都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有了这个目标，积极自由在完善小我、追求伟大的名义下，就有可能侵犯到别人的消极自由。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个人的自由必须让位于对更高目标的追求，让我们把自己看成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或是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上世纪人类世界所经历的几场极权主义灾难，可以说都是积极自由向消极自由攻击的后果。在最坏的情况下，积极自由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它最终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柏林会认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是对同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而是对于生活目标的两种存在深刻分歧，而且不可调和的态度。而很显然，在这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之间，以赛亚·柏林站在消极自由这一边。
柏林提醒人们注意积极自由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其实扎根于人类一种源远流长的理想，这种理想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秩序，世间万物都有其合适的位置，所有的问题都有正确的、唯一的答案。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最终的解决之道，在那里，人们相互包容、彼此支持，共同信奉所有积极的价值，人间洋溢着真理、幸福与美德。然而柏林却指出，这样一种理想是荒谬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存在的。那些倡导积极自由的人，其实是把自由视作某种手段或工具，通过自由去实现某种目标或理想。然而自由本身就应该是目的，自由本身就有其光辉的价值。
柏林在书中援引了他最爱的穆勒的观点，穆勒认为，我们永远说不清什么是更大的真理或幸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不停地产生新的东西。然而这种新颖性、这种未完成性，正是人类最典型也最任性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女性在这个世界上很长时间都是被男性压抑和统治的，而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呢，女性开始追求解放和自由。怎么追求呢？一开始，她通过爱情，通过自由恋爱去反对那压迫着她的父权制度和包办婚姻制度。在这里，自由的爱情被视为一种人生的幸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的爱情失去了它自由和解放的含义，甚至转而成为一种新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就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比如经济独立，比如性解放，比如拒绝生育。
请注意，在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上述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尝试性的、暂时性的，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尝试都是有其价值的。无论如何，人性是复杂的，人的意志与欲望之间的差别也是模糊的，人是会犯错的，人的观念是会随时变化的，人也压根儿不是什么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你的目标是过清新质朴的生活，她的目标是尽情享受花花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冲突与悲剧的程度降到最低。如何降到最低呢？就要靠消极自由的理念，去确立个人自由的疆界。这些疆界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跨越的。有了这样的疆界，人们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同时尊重他人对于信念的坚持。其实呢，对于那些你打心眼儿里不赞成的东西，你都不一定要去尊重，而只需要去宽容，甚至仅仅是容忍，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但是要容忍。因为只要还有容忍，我们就不会去压制和轻轧他人，守住人道主义的最后一条防线。
发现了吧，和积极自由相比，消极自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自由观，充满了让步与妥协。它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芒，而是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色彩。消极自由要的不是鱼翔浅底、鹰击长空的广阔天地，而只是一方小小的个人空间。只有这样一方空间，我们当然不可能随心所欲，但是只要跨出一步，在积极自由中，最有可能受到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操控。因此，与其幻想每个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不如想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限制经理的权利；与其幻想每个人都能当家做主，不如设计出某种制度，去制约国家和政府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消极自由的界限之内，不少人会选择阴郁的、错误的、甚至堕落的生活方式。据说啊，今天很多年轻人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和期望，就是追星、吸猫、打游戏。但是那又如何呢？在柏林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太多的技术、太多的计划、太多对生命的控制。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热诚的信仰、更科学的组织、更强有力的领导，而恰恰是一些相反的东西，比如开明的怀疑主义、对特立独行者的宽容，还有像吸猫那样也许无意义但肯定无害的小乐趣。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概念。那么在《自由论》这本书中呢，柏林还讨论了人们谈论自由时常见的困惑或误解，很有意思。我在这里说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自由是否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大家可能很熟悉这类说法，认为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人性，比生命还要重要。然而，柏林要告诉你，并不是。在古代世界，各个文明都很少有关于个人自由的讨论，即使是西方文明，在古罗马人与古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也不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事实上，人性很有可能是反自由的。柏林表示，大多数人的天性不是拥抱自由，而是逃避自由，这就是大多数人欢迎权威、渴望被奴役的重要原因。因为自由包含着责任，而如果能卸下自由与责任，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值得快慰的。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位宗教大法官的立场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位宗教大法官说，人最可怕之事就是自由选择，在黑暗中自己摸索，而教会把责任从人们的肩膀卸下，从而使他们自愿的、心存感激的成为幸福的奴隶。柏林指出，自由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自由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即使在西方近代史中也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以贯之的东西。不管是消极自由那种不被侵犯的要求，还是积极自由那种要成为自己主人的要求，都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把自由看成是一种现代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本质的人性。
好，既然自由是一种高阶文明的标志，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知识是否能带来自由？因为文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知识的积累，而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自由概念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假设，这种自由是知识带来的。然而，柏林指出，知识和自由之间不能划等号。首先，我们从理论上来看，知识和理性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换句话说，认为知识能带来自由，和那种认为理性即自由的积极自由观念是非常相似的。而一旦你认同知识和理性所主导的自由，就会走上那条理想自我的追寻之路，然后，一环扣着一环，渐渐走进积极自由最危险的方向，从支配自己到支配别人。
然后，从现实层面来看，知识也未必就能带来自由。柏林表示，知识的增加可能为我们打开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会关闭别的门。比如，很多诗人都借助幻想和神话来刺激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理性的增加，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驱散那些幻想和神话的影响。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灵感的丧失和才华的锐减。屈原如果是个天文学家，他还会写出如此浪漫的《天问》吗？李白如果有深厚的地理知识，会写出“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吗？当然了，诗人的例子可能比较极端，但它至少能证明知识并不一定能带来自由。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有趣的观点，它关于自由和欲望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欲望来获得心灵的自由。这类观点听上去很有说服力，它认为，人们大部分情况下的烦恼或痛苦是因为欲望太多导致的。我们想要幸福、健康、财富、权力或其他某些东西，但我们得不到他们，于是我们感受到了痛苦和挫折，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隶。而如果我们不再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割断了自己的欲望，我们就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这样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
柏林指出，这样一种对欲望的控制在许多宗教的教会中都能找到。割断自己的欲望，相当于做了一个战略性撤退，逃离了外部世界，退回到内在的城堡。这种自我撤退也许会带来平静、幸福或超脱，但却无法说是一种自由。柏林在书中写道，就像我退守家门并关闭所有的进出口，以此来保护自我、抵抗敌人一样，这也许比被敌人活捉更自由，但是会比击败敌人更自由吗？在柏林看来，这样的一种心灵自由，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如果我同意受压迫，或者带着超然或讥讽默默忍受压迫，我就不受压迫了吗？如果我把自己变卖为奴，我就不是奴隶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关于自由的，而是关于所有抽象概念的。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自由，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朋友吐槽，搞什么嘛，就一个词翻过来倒过去说那么半天，烦不烦啊，有什么用啊？事实是，在今天的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轻理论、重实践的氛围，“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几乎成了一种全民共识。然而，我们不应该放弃对于概念的思考，也不能轻视抽象的思辨。柏林提醒我们，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卢梭的著作在罗布斯比尔手中成了让许多人人头落地的武器，费希特与谢林的浪漫信仰在他们狂热的德国追随者那里结出了法西斯主义的恶果。只有重视概念、坚持思辨，才能去应对世界的复杂，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争取一点希望。
好，以赛亚·柏林的《自由论》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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