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人文人文

《自恋主义文化》自恋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的核心性格，也是当代社会与心理危机的根源

铛铛铃2025-08-07【人文】34人已围观

简介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享富，祝大家享受愉快的听书时光。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自恋主义文化》，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书名中的自恋主义文化，指的是一种高度以自我为中心、崇尚竞争、排斥他人的个人主义文化逻辑。

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托弗·拉什，他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拉什认为，从20世纪中期开始，自恋主义文化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逐渐扩散。他发现，当时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自大且焦虑的社会性格，而这种性格正是自恋主义文化的核心。一方面，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生活富足，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骄傲自大的情绪，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抛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主流。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又充满了一种逃避、退缩和焦虑不安的情绪，人们不再对各种宗教学说那么迷信，但也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对政治不再狂热，却也失去了那种在集体中找到的安全感。越来越多的人对维护自己靓丽的外表和健美的身材充满执念，却对周围的社会问题毫不关心。许多人沉浸于满足当下的物质欲望，却对人类历史和未来都毫无兴趣。

在本书中，拉什结合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着重描述了病理性自恋的心理机制及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表现，还探讨了20世纪后半叶自恋主义文化在美国社会蔓延的原因。《自恋主义文化》于1979年出版，因其对自恋主义文化这一概念的首次清晰阐释，及其对这种社会心理的深度描摹，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这本书在出版当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并成为全美畅销书。在此后的40多年中，它一直被美国学术界尊崇为研究当代西方人心态的经典著作。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布鲁斯·马兹利就认为，这本书是当代文化史的经典之作，赋予了美国人的人格和美国社会环境深刻的洞见，并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接下来，我将通过两个部分，为大家解读《自恋主义文化》这本书。首先，我们将探讨什么是病理性自恋及其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表现；其次，我们将分析时代如何制造病理性自恋者。

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部分，什么是病理性自恋。作者指出，自恋归根结底是因为一个人无法清晰地划分自我与客观世界的界限所导致的。自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原始自恋和病理性自恋。在我们每个人刚出生时，都存在一种原始自恋，这种自恋是由于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婴儿产生错觉，认为自己和妈妈是一体的，结果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此外，婴儿还会认为，能够满足自己一切需求的妈妈是全能的，因此自己也是全能的，是世界的主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会逐渐意识到，妈妈和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主宰。婴儿的原始自恋会逐渐消失，他会慢慢建立起健康的自我认同，逐渐成长为心理状态稳定和谐的成年人。但由于一些原因，有些人的原始自恋并没有正常消失，这会导致病理性自恋的产生，让他们在成年后依然保持强烈的自恋倾向。病理性自恋者正是本书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病理性自恋者，会在潜意识中创造出一个全能的形象，这个形象可能是一个母亲，也可能是一个父亲，或者是一个无比强大的自我。这个全能的形象，会支配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他们继续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存在的。因此他们只需关注自己、实现自己，就能感受到爱与安全，从而免于现实的种种焦虑。从表面上看，病理性自恋者往往表现得很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很出色的。在事业上，他们通常表现得非常有野心，善于控制同事，却很少表露真情，因此，他们在职场竞争中往往更容易胜出，也更适应当代机构和企业的生存法则。而在感情上，他们常常表现得幽默、自信、机智，很会说话，充满个人魅力，因此他们也更容易赢得异性的好感。然而，从长远来看，病理性自恋者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存在致命缺陷。虽然他们看起来十分自信，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焦虑，甚至非常痛苦，因为他们无法感受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也无法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的忠诚感。他们没有能力维持长期稳定的感情关系，生活中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人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病理性自恋者虽然无法关心他人，也无法相信他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内心深处真的不需要他人。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绝大多数人都在心理上需要伙伴。因此，病理性自恋者一方面渴望友情和爱情，另一方面却缺乏维系这些情感关系的能力，最终导致他们被一种极度的孤独所困扰。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麦考白曾对12家公司的250名经理人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人深受病理性自恋的困扰。其中一位男士在一家大公司担任要职，事业有成，情感经历也十分丰富，这让许多男性对他羡慕不已。然而，麦考白给这位男士取了一个绰号“游戏人”，因为他似乎永远只能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例如，这位男士尽管在公司工作多年，却难以建立归属感，在他心里，公司不过是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无法为他的人生提供意义。而在生活中，他对女性更是充满戒备，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平等的友谊和爱情，而是女性对他的崇拜，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让他非常愉快，进一步强化了他全能的幻觉。他并不需要这些女性的友谊和爱情，因为任何平等的情感关系，都会让他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产生被对方支配和控制的恐惧感。为此，他积极投身于职场竞争，经常和漂亮的女秘书调情，从中获得一种胜利者的快感。在他年轻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似乎很奏效。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职位上升遇到瓶颈，感情游戏也越来越没有新意，这使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最终陷入中年危机。这种中年危机的实质，只是病理性自恋者所必须经历的瓶颈阶段。

作者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带着泛泛的不满情绪来求医，他们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精神问题，却长期感到空虚、压抑、缺乏生活目标，甚至患上抑郁症，这些都是病理性自恋的表现。社会上，对各种身体疗法和精神疗法的需求也在增加，如长跑、瑜伽、灵修课程等。病理性自恋者由于过度关注自身，无法在后代身上获得足够的意义感，因此中年后常常害怕变老，陷入越来越明显的焦虑和空虚中。他们参加各种保健和灵修课程，希望通过进一步关注自我来延缓衰老，疏解不断加剧的焦虑和空虚。然而，这些努力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当然，临床上发现的病理性自恋者数量增加，并不足以说明自恋的问题比以往更普遍或严重，这可能只是因为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性格紊乱问题受到医生们更多的关注。然而，作者也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自恋而寻求帮助的同时，美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被自恋主义文化所渗透。无论是在政治、体育、教育，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自恋主义的影响都日益显著。

在政治领域，过去政治人物的施政理想和道德感受到选民的重视，人们会认真倾听政治人物的演讲，尝试理解他们对社会治理的规划。然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政治人物变得越来越具有表演性，他们热衷于在电视上展示个人魅力，通过编故事操纵和利用普通人的情感。在体育领域，过去运动员的主要任务是平时认真训练，比赛时努力获胜。然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运动员变得越来越像娱乐明星，比起坚守体育精神，他们更在意自己在观众眼中的形象，更希望通过电视转播为更多观众提供强烈的感官刺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体育运动原有的严肃性。教育领域也在迎合自恋主义的社会心理，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为了让移民子女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现代教育，这也是美国基础教育在近代迅速发展的原因。然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作者发现，美国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低，态度越来越宽容，甚至不能批评，只能赞美学生，这使得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迅速下降。一篇研究文章表明，1966年，美国高中学生学术能力测试的词汇平均分是467分，数学平均分是495分，而到了1976年，这两个科目的分数分别下降了38分和25分，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严重退化。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来越多的作家明显失去了深入描写历史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只能写出大量自我分析、自我沉溺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和作家自身，也是自恋主义时代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面镜子，他们从中能看到的只有自身的空虚和焦虑。然而，这类文学作品的风靡，反过来又制造出大量新的病理性自恋者，使得自恋主义愈演愈烈、永无止境。

那么，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些病理性自恋者，并让自恋主义文化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盛行起来呢？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部分，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病理性自恋者的产生与其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养育者的情绪不稳定，孩子就可能发展出病理性自恋。美国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通过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发现，很多病理性自恋者在婴儿期和儿童期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不是稳定的爱与关怀，而是情绪喜怒无常的状态，这成为他们发展出病理性自恋人格的重要原因。由于儿童无法辩证地看待父母的情绪变化，他们往往无法理解为何父母有时亲切和蔼，有时却变得十分可怕。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反差，让他们感到困惑和愤怒，逐渐在内心幻想出完美的父母和怪兽两个角色。当父母暴怒时，儿童会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因为完美的父母被怪兽吃掉了。当这种想象长期持续时，儿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分辨现实与想象的能力，他们会将自己带入到完美的父母角色中，认为自己是完美父母的延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想象中抵御完美父母被怪兽吞噬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发脾气的完美父母的极度渴求，也变成了对自我的深度迷恋，逐渐形成病理性自恋人格。这种病理性自恋者在成年后，往往会通过拼命追求容貌、财富和权力来对自己内心的愤怒进行补偿，并继续对完美父母的幻想进行包装。久而久之，他们形成了一种夸大且理想化的自我认知，以此抵御不完美的现实。在感情方面，病理性自恋者也会不断寻求新的感情和爱人的崇拜，以填补内心深处从小积累的负面感受，但他们无法维持长期的感情关系，因为内心的愤怒让他们忍不住鄙视和贬低爱人，对别人的任何依赖，也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慌，潜意识中会想起小时候被父母责骂甚至拒绝的糟糕感受。一个病理性自恋者曾告诉作者，他觉得两个月的感情关系是最理想的，因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基本可以做到彼此之间毫无约束，但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对方就会开始对未来提出期待，开始要求她进行承诺，这让她非常紧张，无法面对。因此，每当一段关系延续到两个月左右时，他就会坚决提出分手。

除了父母的情绪问题外，作者还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的丧偶式育儿家庭和所谓的科学育儿观，也加重了家庭培养病理性自恋者的倾向。一方面，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调查，作者发现，病理性自恋者经常来自于父亲长期缺席的家庭，这种家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存在，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大工业生产加速发展的时期，很多父亲长时间外出工作，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而母亲一般是全职主妇，既当爹又当妈，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育儿责任。这些母亲逐渐陷入一种“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不能让我的孩子比别人落后”的巨大焦虑之中，他们觉得需要无微不至地关怀孩子，对孩子的一切加以控制，要求孩子必须非常优秀，努力争取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所谓的科学育儿理论大量出现，进一步加深了母亲的焦虑。这些理论过分强调母职的意义，强调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母亲在这些所谓的科学育儿理论指导下，不断修饰自己，打磨育儿方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母亲，育儿过程被他们打造成一个精细、标准化的仪式，但缺乏鲜活的自然情感交流，也缺乏对孩子的理解和尊重，无法真正抵达孩子的心灵。例如，他们在为孩子做饭时，不仅要按照科学的营养比例进行搭配，还要按照艺术的视觉效果进行摆盘。在这样精益求精的育儿过程中，母亲似乎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实际上，这些只是母亲自己想要的，而不是孩子想要的。久而久之，孩子表面上看起来被照顾得很好，但内心却可能十分匮乏，不仅感觉不到爱，反而觉得窒息。这种育儿方式也损害了孩子自身的主体意识，孩子在头脑中树立起一个完美的母亲形象，并把这个形象当成自己内在的主体，即使在成人后，孩子依然会觉得，自己与这个完美的母亲形象融为一体，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强大的、无所不能的。这样的病理性自恋者在成年后，往往通过拼命追求容貌、财富和权力，不断试图回应母亲的期望，试图满足内心对完美的渴求，但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综上所述，家庭环境对病理性自恋的影响巨大，父母情绪的不稳定，加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丧偶式家庭的普遍存在，以及所谓科学育儿方式的盛行，成为推动病理性自恋者人数增长的无形之手。

说完了家庭的变化，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社会层面，特别是如何制造病理性自恋者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鼓励自恋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从生产型社会发展为消费型社会，整个资本主义文化也从强调一点一滴的踏实工作，转向了鼓励虚荣和展示性成功。作者进一步分析，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发生了显著变化。早期的美国社会，崇尚个人的自律和自我节制，强调的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那时候的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是，这片土地摆脱了欧洲社会地位的世袭制，人们只要勤奋节俭、避免负债，就能白手起家，不断积累财富，过上好日子。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推崇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越来越重视个人成功的炫耀。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最想赢得的是别人的羡慕，而不是尊敬。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病理性自恋者在竞争中的优势显得尤为突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病理性自恋者往往更善于自我推销，更擅长控制和利用他人，因此他们在政坛和商界的恶性竞争中更容易获胜。但对于他们所效力的单位或机构，病理性自恋者基本不会产生真正的责任感和忠诚感，他们只能表演出负责任或忠诚的样子，而在紧要关头，他们心里想的永远只是自己的利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都处在冷战的阴影之下，美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如越战、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这种动荡的外部环境，使得自恋主义者们对世界和未来的看法愈发悲观。本来自恋主义者们就习惯将外界视为充满敌意的新形势，这种历史背景让他们越来越坚信，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救。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自救方法就是不断进行自我关注。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变外部环境，而是改变自身，通过完善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来应对生活挑战。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练习瑜伽、学习芭蕾舞或肚皮舞、控制饮食、参加灵修课程等。这些追求本身并无害处，但当全社会都沉迷于这种个人修行时，实际上就是在逃避真实问题，陷入了一种缺乏真正信仰的状态。

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病理性自恋的程度也在加重。照相机、摄影机、录音机等电子设备传播了大量的视觉和听觉形象，使得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里，我们的言行被照片、影像和录音记录下来，供我们反复观看和聆听。然而，这些记录下来的形象损害了我们对现实的感觉。美国知名作家和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说，现实似乎越来越像照相机展示给我们的样子，照片上的形象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久而久之，我们就忘记了这些照片、影像和录音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现场，而只是对历史的有限截取。于是，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分清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现实。而且，当我们面对大量的视觉和听觉形象时，自恋的程度也会不知不觉中加重，因为人们越多地看到自我，就会越深的迷恋自我。此外，电子媒介总是直观地展示明星和名流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越来越觉得满足自我欲望是理所当然的，也越来越难以忍受平凡的生活。即使是普通的美国人，也把自己看得像电影明星一样，厌恶随大流，渴望与众不同，这进一步扩大了病理性自恋的影响范围。

当下历史感的日益淡薄，也加重了整个社会的病理性自恋程度。作为个体的病理性自恋者，他们缺乏历史意识，只在乎此时此刻，关注的当下自己的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目标是否实现，而对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毫无兴趣。更为糟糕的是，在美国，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作者指出，过去，即使是最激进或者最超凡脱俗的宗教派别，也都怀有与先辈和后辈之间的代代相连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强调我们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已去世的先人和尚未出生的后代。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样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中逐渐消失，对祖先的敬意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也随之消失，这正是自恋主义在整个社会泛化后的结果。美国社会由此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所以作者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的时尚就是为眼前而活，只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他人。这种观念的日益流行，反过来进一步扩展了自恋主义的阵营。消费成功的过度推崇、政治局势的持续动荡、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以及历史感的淡漠，都让人们逐渐深陷自恋主义的泥沼。

讲到这里，关于《自恋主义文化》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介绍完了。早在1988年，这本书就被译成了中文，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著名文化评论家谢喜章分析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对个人主义的活力充满向往的阶段，中国人正在从封闭、压抑的生活状态解放出来、重新发现自我的阶段，因此难以看到过度关注自我的文化弊端。时隔30多年，我们再来看拉什的这本书，或许能有不同的收获。

好了，《自恋主义文化》就为你解读到这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听书想富的频道，点赞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个宝贵的知识，让我们共同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微信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