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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羞耻铸就秘密，秘密守护尊严
铛铛铃2025-09-23【文学】692人已围观
简介
三次见面后，我们陷入了爱欲的漩涡。
我叫米夏·伯格，第一次见到汉娜时，我15岁，她36。那是2月的一个傍晚，回家路上，我的黄疸病突然发作，在墙角吐得天旋地转。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下班路过的汉娜向我伸出了援手。她把我拎到门楼下，在黑咕隆咚的过道里，帮我洗手、洗脸、清洗墙角。看着她，我突然哭了起来。
“小家伙，”看着我的神态，她有点惊奇，又喊了一遍，“小家伙。”她一下子把我搂进怀里，我嗅到了她身上新鲜的汗味，渐渐安静下来。然后她一只手帮我拿书包，另一只手搀扶着我，把我送到了楼前，跟我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了。
我并不认为她长得多么美丽，事实上，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她有些衰老了。但是回到家后，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思念她。借着感谢的名义，我来到她的公寓。当时她正在烫衣物，看着她连内衣内裤也烫，我不好意思地把目光移到别处。当我重新收回目光，她正一件件把熨好的衣服叠整齐。那动作既舒缓又专注，她的额头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眼睛浅蓝，嘴唇丰满，下巴非常有力，这是一张典型女性的脸盘，开阔饱满而不轻易动容。我呆呆地望着她，觉得美极了，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就准备离开了。
没想到她说她正好也要出门，让我在楼道里等等她。于是她开始在厨房里换衣服，门开着一条缝，我看见她只剩一身浅绿内衣。她从椅背上抓起一只长筒袜，金鸡独立地弯下腰，把袜子套在一只脚上，然后脚尖垫在椅子上，把袜子卷上来，卷过小腿、膝盖，提上大腿。我就这么看着她，目光无法离开，她的动作那么妩媚生姿，风情万种。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炙热的目光，转过头直直地盯着我，心虚的我转身逃了。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又站在了她家门前。因为这个星期里，我几乎每晚都梦到她，早上醒来，内裤经常湿湿的。我想我必须去找她，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她大概是刚下班回来，穿着电车售票员的制服，抱着一篓竹炭和煤饼筐子。看见我并不生气，也不惊讶，反而让我去地窖里帮她再提两篓竹炭上来。当我提着两只篓子交差时，汉娜看着被炭灰染得黑不溜秋的我，开心地大笑起来。她给我备了洗澡水，让我擦洗干净再回家。我乖乖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当我站起身来，迈出浴盆时，她拿着大浴巾过来，让我背对着她，然后从头到脚给我擦干。接着浴巾滑落到地上，我不敢动，她站得离我如此之近，我的后背感觉到了她的乳房。她搂着我说：“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吗？”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我转过身来，开始和她拥抱、亲吻，似乎一切水到渠成。
自那天起，我们陷入了爱欲的漩涡，不能自拔。
必不可少的朗读以及字条的纠纷
我想我已经爱上了HANNA，我们几乎天天在她家里幽会。刚开始我会待上一个多小时，我们一块洗澡、做爱、卧谈。久而久之，我就不止待上一个半钟头了，因为有了朗读这件事。
有一天做爱过后，汉娜突然心血来潮，想让我给她读读我在学校里看过的书。于是我就给她读了一段《奥德赛》和一篇西塞罗的演讲，她很喜欢。我说我可以把书借给她看，她却拒绝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她家。一进门我就吻她，她却闪开了，对我说：“小家伙，你得先给我读一段。”我是冲着情欲而来，可在朗读声中，情欲渐渐消退了。因为要把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必须要集中精神，心无旁骛。汉娜是个专心的听众，她时而嫣然一笑，忽而嗤之以鼻，她一会儿愤怒难当，一会儿又积极赞赏。她一直在紧张地跟踪着情节的发展，总是迫不及待地催促我往下读。有时我也会因为情节的需要，延长朗读的时间。朗读结束后，我们会在雾霭氤氲中上床，沉浸在一片无边的幸福里。
在4月复活节之后的那个礼拜，我们骑自行车出游了四天。我卖掉心爱的邮票，凑足路费，并且制定了旅游路线，预订了宾馆。一路上我们玩得很是开心，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那一天，我特意早早起床，给她留了一张字条，便出门买早餐和玫瑰花了。可是当我回到旅店时，只见她衣服刚穿到一半，正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她愤怒地朝我吼道：“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说着便握紧连衣裙腰带的细皮带往我脸上抽了过来，我的嘴唇鲜血直流，我感觉不到疼痛，我吓坏了。她又举起了皮带，可是这一次，她的手臂垂了下来，皮带落到了地上。她开始失声痛哭，然后紧紧地搂着我。
平静之后，我跟她解释，我并没有不辞而别，我给她留了字条的。可是她却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说完全没有看到字条的影子。为了避免再次冲突，我不再争辩。难道刮来了一阵风，把字条吹走了，才产生了刚才的误会吗？那么我要继续搜索下去吗？是继续搜索遗失的字条，还是搜索她狂怒的原因呢？是我的反叛导致了她的不告而别吗？
我和汉娜一直维系着亲密的关系，直到她不告而别。这一切开始于一场看似平常的争吵。升入7年级后，我的生活愈发丰富多彩，交际圈也扩展了许多。7月我生日那天，同学们在游泳池为我举办了热闹的派对。我好不容易从中脱身去找汉娜，可是她看起来情绪特别低沉，无精打采。她并不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看着她的坏情绪，我很不开心。我打算回去继续找同学玩，可是当我也表现出不满时，我们又陷入了争吵。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对她产生反叛情绪。一直以来，关于我和汉娜之间的秘密，我一直守口如瓶。这么做其实是对不起汉娜的，因为我和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青春的重要秘密，关于汉娜，我却只字未提。我很清楚否认汉娜的存在，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背叛。或许正是这种背叛，让汉娜在一个酷热的夏天离开了。
那是7月底的一天，我正和同学们在学校的游泳池里，突然，我看到在泳池的栅栏外，汉娜穿着一条短裤，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扣紧，在离我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对我张望。我也回看她，但她离我太远，我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只是我没有从水中跳出来，我在犹豫。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愿意被人看见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被人看见跟她在一起吗？等我回过神来，她早已消失不见了。
汉娜离开后，一种令我痛苦万分的负疚感压倒了我。偶尔见到几本书，我依然会想该选哪一本给她朗读才好。我依然到她的公寓附近闲逛，期望重新遇见她。这种糟糕的情绪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很久以后，我发现我在慢慢习惯没有她的日子，我的肉体也不再对她的肉体那么渴望。不是我把汉娜忘记了，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关于她的回忆被留在了身后，就像一列火车继续向前行驶，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后一样。它依然存在，在什么地方潜伏着，我可以随时驶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这样做不可。
8年之后再重逢在审判庭上
再次见到汉娜已是8年后，当时我正在上大学主修法律。因为我的教授是研究纳粹历史和有关司法审判的专家，所以我有机会旁听一场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
法庭设在一间大厅里，几名被告和律师背着旁听席而坐。我没有想到被告里竟然有汉娜。法庭响起她的名字，她应声站起来，随后我也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宽阔的背和她那强健有力的手臂。她牢牢地站在亭中，身体挺直，我认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法官问到她是否愿意站着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于1922年10月21日在赫尔曼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现年43岁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工作过，并于1943年秋去了党卫队时，她说“是”。
汉娜承认自己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克拉科夫的一所小集中营里做过女看守，1945年冬天，她跟随集中营囚犯一路西迁，战争结束，辗转于多个城市生活，在我们市一呆就是8年。原来这8年，汉娜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法官问她：“你是自愿加入党卫队的吗？为什么？”她回答“是的”，然后沉默，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她抬起眼睛向观众席望过来，并在我的方向停留了一瞬。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见了我，我就那样定定地坐着，世界一片空虚，只剩下审判官和她的一问一答。
待我意识清醒，我居然希望法庭可以把汉娜收监。这并不是因为法庭对她的控告，而是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想离她远远的，让它远不可及，让它变成一种记忆，仅仅是一种记忆。如果她打赢了官司，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好再次见到她的准备，我就必须让自己清楚是否见她，以及如何见她。
法庭有理有据的指控，汉娜无可奈何的辩驳
第二个礼拜，法庭宣读了起诉书。法庭对他们的指控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指控的罪名发生在囚犯们被迫西行途中，在大轰炸夜里，教堂被击中，燃起了熊熊烈火，因为女看守没有及时给囚禁在教堂里的几百名女犯人打开大门，导致她们被活活烧死了。另一项是被告在奥斯维辛所犯的事，包括每个月从她们管理的集中营里挑选60名羸弱的囚犯，送到奥斯维辛集体受死。
在法庭宣读起诉书时，汉娜突然表现得很激动，她要求发言申辩，“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回事”，但她的话被审判长怒气冲冲地驳回，说在审判开始前，已经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研读起诉书，她可以标记不同意的地方，可她却没有那么做。
针对法庭的第一项起诉，汉娜据理力争，她说自己根本没有拿过教堂大门的钥匙，她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救出女犯人。汉娜陷入了沉默，在审判长的质问下，她补充道：“倘若我们把大门打开，她们就会冲出来，秩序就会混乱，她们就会趁机逃跑，我们看守她们的意义，正是不让她们逃跑。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囚犯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活下来，已经死了那么多了，剩下这些活着的也已经如此虚弱。”
汉娜注意到，她所说的根本无济于事，但是她又没别的可说，她就只能竭尽全力的说好她所要说的事情，更好地去描述，去解释，但是她说的越多，事情就对她越糟糕。
接着，在第二项起诉中，当其他四名被告搜肠刮肚地与之撇清关系时，汉娜却承认她参加了挑选人犯送往奥斯维辛，并且是同其他人一同决定的。于是审判长觉得有必要对她进行追问，审判长说：“您是否知道你们是把犯人送往死亡？”汉娜回答：“当然。”但是“新人要来，老人必须要腾地方”。
审判长没等汉娜说完就抢着问：“那么就是因为要给新人腾出地方，您就命令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送回去杀掉吗？”汉娜一脸茫然，她并不清楚审判长的用意，只好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一时间，大厅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听审判长怎么回答，他犹豫再三，实在无法糊弄过去，硬着头皮说：“有些事情若是不伤及皮肉不危及性命，则必须与之脱离关系。”她的回答无助而笨拙，所有人都大失所望，因为他们都知道，汉娜问的是在她那种特殊情况怎样做才好，而不是说世上有没有不该做的事。
汉娜又结结巴巴地说：“我要是要要是没有，我要是，那之前没有报名参军就好了吗？”这次的提问并没有针对法官，她是自言自语，她不知道这个问题该不该提，答案又是什么。
“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这场审判对汉娜而言，本应该有一个扭转庭审结果的关键性节点。那是一份关于教堂火灾的报告，她说，报告是几个女看守合计写的，但其他被告却一口否认，反而明确指出报告仅由汉娜自己一人经手。当法庭提出要检验报告上的笔迹时，她神情焦急，越来越坐立不安。最终，汉娜说：“你们不用验字迹了，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于是这份报告成了定性汉娜罪行的有力证据。汉娜在庭上的表现让我感到十分不解，我开始在脑海里搜索往日的痕迹，突然明白一件事，汉娜根本不会读写。这就是她让别人给她朗读的原因，是她对我的字条勃然大怒的原因，是她拒绝升职而宁愿去当一名看守，宁愿拒绝笔迹鉴定的原因，或者同样也是她在集中营里把那些为她朗读的囚犯送到奥斯维辛的原因。她害怕暴露自己的缺陷，她为自己是文盲感到自卑。但是做文盲难道比当囚犯更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可怕吗？
不，不是这样的。在法庭上，汉娜根本没有在暴露自己是文盲还是暴露自己是罪犯之间进行斟酌，她并没有三思而后行，她的行为举止缺少策略性，她宁可被绳之以法，也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那是个可悲的真理，可悲的正义，因为她总要伪装自己，因为她从未开诚布公过，从未完全自我过，她想要奋斗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演示她不能做的事情。
我本可以去找审判长解释这一切，但我犹豫不决。只要我一伸手，就会把她努力经营的遮掩着真相的帷幕扯下，可是她愿意吗？也许我的解释能够使她很快从铁窗中出来，可是她愿意吗？我独自离开，我突然不想再为汉娜柔肠百转，不想再为她弃我而去黯然神伤，同样的，我也不再想对她施加什么影响。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回到我的生活。
6月底，法庭宣判，汉娜被判终身监禁，其他人则判处有期徒刑。宣判结束，被告将被带走，我坐在老位子上，等着汉娜的目光，可是她目不斜视，眼光穿透一切，扬长而去。那是一种鄙夷万物、深受伤害、彻底绝望而无限疲惫的眼神，一种任何人、任何物都不想再看的眼神。
回来是为了重新出发
审判结束后，我大病了一场。在病床上，参加庭审时养成的那种麻木不仁在慢慢减弱，对于纳粹行为的恐惧，对于汉娜的自责，全都一股脑儿回来了，而且就在我心头常驻下来。
病愈之后，我回到了原本的生活，从大学毕业，结了婚又离了婚，有了一个五岁的女儿。在我当上候补文官那年，德国爆发了学生运动。这一运动似乎正好回应了我当初在庭审中产生的疑惑，对于纳粹历史，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就可以了吗？让我们这些第二代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没下去吗？当然不能，这场学生运动恰恰表明了第二代人的选择，我们选择不再沉默，我们选择同生活在二战时期的父母划清界限。
但是这样就够了吧？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看待纳粹历史的态度，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长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但很快，我的法律严谨观掩饰了另一番图景，这个愿景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当时我重读了《奥德赛》，我突然明白，奥德修斯回到老家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它是一部关于运动的历史，有目的同时又无目标，是成功同时又是徒劳。
在录音机上给汉娜朗读
离婚之后，我开始翻看《奥德赛》，但那时我在夜里时常失眠，只好高声朗读，我一高声朗读就不困倦了。我开始对我的生活、我的婚姻进行反思，这时汉娜的影子总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我索性在录音机上给汉娜朗读起来。
我花了几个月读完了几本好书，然后把磁带寄到汉娜服刑的地方，这些邮寄的物品里面有一台录放两用机，有按照契诃夫、施尼茨勒、托马斯·曼作品为顺序排列的录音磁带。在录音中，我没有插进任何无关的话，我既没有问起汉娜的近况，也没有谈起自己的情况，我只朗读。
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作，就把自己写好了的东西读给汉娜听。在朗读的过程中，我不断修改，我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创造和所有带有批判性的想象力全都捆绑在一起，出庭，而汉娜则负责审判。这一切
交流进行到第4年时，监狱寄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我读着这张纸条，内心充满了欢喜，虽然这些字歪歪扭扭，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小孩子的笔迹，但是汉娜终于会写字了，看得出来她写字时用了吃奶的力气，一笔一划写得那么认真，她能够鼓足勇气去脱盲，标志着她已经从幼稚向成熟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启蒙开化的一大步，我不禁为她骄傲起来。
在这张简短的纸条问候之后，我开始不断收到她的来信，虽然总是寥寥数语，或是一份谢意，或是一纸祝福，或是告诉她想多多聆听某一作者，或是对某位作者、某首诗歌、某个故事的评价，或者是监狱里的所见所闻，可是我从来没有给汉娜回过信，只是一直为她朗读。尽管她已经学会了阅读，在我看来，朗读是我同她交谈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很惬意，却也很自私。
我知道，18年后，我第一次去探监
在汉娜服刑的第18年，她的赦免申请批准下来了。一天，汉娜所在监狱的女监狱长给我写了信，信中说，因为我是唯一与汉娜有联系的人，所以请求我能够为她的出狱提供帮助，并且多加照顾。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关押了18年之后，重新回到社会，将会何等孤独无缘。
我马上采取了行动，为她寻找工作和住所而奔波，但唯独探监这件事我一拖再拖，我希望维持现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我有点害怕，一旦我们两人再次见面，那个由纸条和录音磁带所精心营造的小小世界，就会崩塌。
直到女监狱长打来电话告诉我，再过一个星期，汉娜就要从监狱里放出来了，问我可不可以马上去一次。于是那个星期天，我到汉娜那儿去了。
当时她正坐在一棵硕大栗树下的长椅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衫裙，两手放在膝盖上，拿着一本书。我远远地望着问自己，那个女人就是汉娜吗？那个女人满头白发，满身臃肿，她就是汉娜吗？
这时，她转过头来，认出了我，眼神里充满期待，我们慢慢走近，相互打量，我看见她眼光里饱含着搜索、犹疑和伤痛，最后，她脸上的光彩消失了，她挤出一片笑容，对我说：“你长大了，小家伙。”既友好亲切，又疲倦慵懒。
然后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我们慢慢聊着，我给她讲为她出狱做的准备，为她学会写字、阅读而高兴。我突然觉得心虚，同汉娜为了学习读写而付出的千辛万苦相比，我的赞赏和高兴简直一文不值，因为我没有给她回过一封信，探过一次监。我为她所做的事，包括朗读，在我的生命中根本不占一席之地。
她跟我讲，她常常看见死掉的人，她说：“我一直觉得别人根本不了解我，所以他们不能要求我做任何事，但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在监狱里，他们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之前，如果他们来了，我还能把他们赶走，可到了这里，他们来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想赶也赶不走。”
她等待着我说些什么，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样接话才好。临走之前，我告诉她，下个礼拜我会来接她出狱，然后我拥抱了她，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她笑着说：“好好的，小家伙。”我说：“你也要好好的。”就这样，我们彼此说了再见，就分开了。
在出狱那天，汉娜自杀了
汉娜出狱的那天早上，她上吊自杀了。这个消息使我震惊，我的心脏疼痛难忍，呼吸困难，但我不愿意在监狱长面前哭出来。我来到了汉娜的单人牢房，那里有个书架，摆满了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纳粹分子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有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
监狱长告诉我，她是跟您才学会读书的，您为她朗读的书，她都会从图书馆借来，然后逐词逐句从她听到的内容进行对照。因此，那台录音机总是一会前进，一会儿倒退，一会儿暂停，备受折腾，老要修理。她学会读写之后简直欣喜若狂，总是忍不住要和别人分享。
当她讲到这些时，我尽力的把眼泪咽下去，当我转过身来坐在床上时，她说：“她多么希望您给她写封信，她从您那儿只是收到邮包，每当邮件被分完了的时候，她都问，‘没有我的信？’那是指信，而不是只装有录音带的邮包。您为什么不给她写信呢？您为什么从来不给她写信呢？”
我又沉默不语了，我已经无法说话，只能结结巴巴地只想哭。接着，监狱长交给我一个茶叶罐，里面是汉娜多年的积蓄，她在遗书上嘱托我，把这些钱交给在教堂大火中幸存的那对母女。
我接过茶叶罐，小心地问：“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监狱长说：“她在这里过着修道院一样的生活，刚来的几年还很正常，注意保持体型和清洁，但学会读写以后，她的性情变了许多，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变得臃肿邋遢，她离群索居，形单影只。”
我真的不理解，难道一个人经历了多年孤独之后，这世界就变得这么难以忍受，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重回现实？
监狱长带我去看汉娜的最后一面，她躺在监狱医疗站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我细细地望着她的面部，表情既不是非常安宁，也不是特别痛苦，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忽然，这张脸好像复活了，变回了汉娜年轻时候的模样，而此情此景，一般在老年夫妻之间才会发生，老头子永远是英俊少年，老婆子也永葆少女的娇美妩媚，这一切为什么在一个星期，我居然没有看出来呢？
汉娜就这样走了，没有给我留下只言片语，让我带着悔恨与遗憾，孤独地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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