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纪实文学之力，抵抗遗忘驱散冷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冷血》。

1959年11月15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上午九点，埃瓦尔特先生开车送女儿来到河谷农场，穿过草坪，按响了克拉特家前门的门铃。铃声响了许久，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按照约定，他们今天要一起前往加登城，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难道计划有变？埃瓦尔特夫妇随即来找苏珊，她是克拉特家三女儿南希的好友，让她打电话到克拉特家，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

然而，电话铃声响了一分多钟，没人接。于是两个女孩决定从侧门进去，叫醒克拉特先生一家。阳光如此明媚，一切看起来都那样明亮而安静。两个女孩先是进入厨房，发现南希的钱包掉在地上，觉得有点不对劲。她们直奔南希在二楼的卧室，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南希的尸体。她被双手反绑在身后，凶手从距离后脑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墙壁上、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尖叫声响彻了整个空旷的宅子。

埃瓦尔特先生立刻报了警。然而，这并不是一起谋杀案，而是四起。南希的母亲邦尼也被绳子捆着，子弹从头部一侧射入，强大的冲击力把缠绕在她头上的胶带都崩开了。她的双眼睁得老大，仿佛仍盯着对她下手的杀人凶手。

在地下室，警方发现了克拉特先生和小儿子凯尼恩的尸体。凯尼恩躺在沙发上，头下面垫着沙发垫，双手双脚被绑在一起，凶手从正面开枪射击，他当场死亡。克拉特先生则躺在一个很大的硬纸板箱上面，先是被割断了喉咙，然后又从正面被开枪射杀。他手上的绳索被挣脱了，天知道是出于愤怒还是疼痛。

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子弹壳，却最终在那个纸板箱上发现了两个脚印，一个沾满泥，有菱形花纹，另一个的前脚掌留下猫爪图案的血渍。

一时间，尖厉的警笛声打破了霍尔科姆村的宁静。救护车、验尸官、警察、牧师、摄影师、巡警、记者，人人聚集在这幢房子里。有人沉默地做着手上的工作，有人则低声耳语地讨论着。凶案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恐慌如同瘟疫迅速地蔓延开来。村民不相信克拉特家会无辜受害，到底为了什么而杀害了克拉特一家呢？村里人心惶惶。然而更恐怖的是，杀害克拉特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这些每天都要见面的邻居。原来民风淳朴的霍尔科姆村变得人人自危，村里的信任很快地跌入了冰点。人们怀疑这些每天微笑、寒暄、互赠礼物的邻居。夜幕降临时，也许就会变成拿着猎枪的杀人魔王。

找不到犯罪动机，案发后，堪萨斯州调查局成立了一个18人的专案小组，全力侦破此案。警方首先要确定杀人动机。第一个可能性是仇杀。警方调查了克拉特家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发现这家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有婚外情、没有利益纠纷，是虔诚的教徒，堪称当地的模范家庭。这样的模范家庭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仇家，因此仇杀这个可能性很快就被排除。

抢劫杀人是警方列出的第二个方向。警方在案发现场调查时，发现了钱包里面的现金被掏空了，但是奇怪的是，克拉特太太的戒指却还戴在手上。相比被拿走的现金数量，这枚戒指的价值应该更高才是。而且所有与死者亲近的亲朋好友、邻居、教友们都知道，克拉特家不在家中堆放多余的现金，因此更不会有保险箱。后来经证实，凶手一共才拿走了钱包里的几十美元、一副望远镜和一个收音机而已。为了这么点儿财物就抢劫杀人，听起来实在是不合理。

所以警方又想到了第三个可能的杀人动机，也就是亲人为了诈骗保险费和继承遗产而杀人。这是因为克拉特先生非常恰巧地在案发的六小时前，签了一张8万美元的保单，而且保单上的受益人是出嫁的另外两个女儿。不过专案小组的领导人杜威警长认为，假如真的是为了骗保而杀人，这也未免太过巧合、太过明显了吧。骗保的嫌犯会愚蠢到在签约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痛下杀手吗？这不是简直直接告诉警方谁是凶手吗？况且签约的时间太短，克拉特的两个女儿知不知道这张保单的存在，都是一个疑问。再加上他们不跟父母同住，来往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杀人动机也被排除，调查陷入了困局。

杜威警长不禁想到：“我见识过邪恶的行为，我并不怀疑邪恶的存在，但是像这一次这样惨绝人寰，我还真的没有见过。不管花多长时间，哪怕耗尽余生，我也要知道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要把原因和凶手查个水落石出。”

随后，警方在报纸上刊登消息，悬赏1000美金，只为征集线索。这条悬赏消息一时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匿名电话几乎打爆了警局和警长家的座机。可是漫天飞舞的道听途说，可能是些虚假消息，反倒让调查增加了难度。

就在警方陷入焦灼的同时，霍尔科姆村的紧张情绪一触即发。村民纷纷换上门锁，天黑以后紧闭大门，不再有淳朴友善、门窗大开的风气。一些有孩子的女人晚上患上失眠，还有一些村民决定搬家。流言四起，人人记牢猎枪放在家中的位置，紧盯外面的一举一动，随时防备着可能的威胁。

疑犯浮出水面

到了12月，电视报纸上此案的报道越来越少，同样的凶杀案也时有发生，发生在霍尔科姆村的灭门惨案似乎正在被人遗忘。

在堪萨斯监狱服刑的威尔斯，听着广播里的新闻，感到昏昏欲睡。突然，一条关于河谷农场四口灭门惨案的消息传入耳中，他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不但认识被害家庭，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是谁谋杀了他们。

在犹豫了几天之后，威尔斯终于受不住良心的谴责，悄悄地向监狱长报告了自己知道的线索。迪克和佩里，惨案的凶手最终浮出水面。这两个人都是监狱的常客，还都待过堪萨斯监狱。迪克是威尔斯入狱之后的第一个狱友。有一次，威尔斯不经意地和迪克提起自己以前的雇主克拉特先生，他说克拉特先生这个人不仅很有钱，对手下的员工也很慷慨。这让迪克产生了兴趣，不断追问威尔斯克拉特家的生活习惯，家里有没有保险箱，又是放在什么地方。而且迪克还曾说，自己假释出狱以后，要和佩里搭档一起去河谷农场抢劫杀人，杀掉所有的目击者。

在监狱里，犯人们都喜欢互相吹牛，但威尔斯听到迪克的计划时，也只是一笑而过。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疯子真的付诸实践了。

尽管锁定了迪克和佩里，但是这两个人行踪不明，调查再一次陷入了僵局。同时警方也怀疑威尔斯告密内容的真实性，加上要在全国范围内追捕这两个嫌疑人，难度无疑是更加巨大了。

一天午后，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惊醒了杜威警长。电话是奈警长打来的，通知杜威警长，迪克和佩里回到了堪萨斯州，不过他们不知道已经上了通缉令，还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处开假支票，诈骗一个卖电视的售货员，售货员记下了他们的车牌号，转交给警方。

然而，追捕行动尚未展开，迪克和佩里就又从堪萨斯州消失了。

水落石出

1959年12月30号，一切终于有了结果。迪克和佩里在拉斯维加斯一家旅馆附近落网。被捕的两人携带着一个箱子，是佩里刚刚从附近的监狱取出来的，里面是一些随身的物品，其中就有两双靴子，一双靴底上有着猫爪的图案，另一双则有菱形图案，符合在凶案现场留下的鞋印。

调查小组纷纷赶赴拉斯维加斯，将迪克和佩里关进两个审讯室，分别提审。这两个人原来还想提前套好供词借以脱身，但经验老道的杜威警长很快识破了他们的伎俩，拆穿谎话连篇的口供，最后两人先后败下阵来，终于一一供述犯罪的事实。

1959年11月14号夜半时分，才刚假释出狱的佩里和迪克会合，开着黑色雪佛兰来到河谷农场。侧门一向是不关的，两人从这里进入了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拿着他们在路上买的绑绳、从家里带来的刀、猎枪和子弹，寻找那个传说当中的保险箱，但是一无所获，反而惊醒了还没有入睡的克拉特先生。

克拉特先生坚持家里并没有保险箱，但是如果两个人需要钱，他可以给他们开支票。听到这，迪克发火了，怎么可能没有保险箱呢？威尔斯说的难道是骗他的？有钱人怎么可能只用支票做生意？

在迪克逼问克拉特先生的同时，佩里割断了屋子里的电话线。楼下的声音惊醒了南希，听见动静的佩里发现楼上有人，于是让克拉特先生带他们上楼。随后佩里将家中四人分别绑起来，女人们关在楼上，克拉特先生和小儿子则被带到地下室去，用胶带封住了嘴。

迪克知道自己被威尔斯骗了，根本找不到所谓的保险箱，恼羞成怒之下，决定搜遍整个屋子，找出所有值钱的东西，然后再把这家人杀掉灭口。

两人呆了一个小时，整栋房里迪克只在楼下南希的钱包找到了七块钱。在这个过程当中，佩里觉得不能让克拉特先生躺在冰凉的地上，他拆开了装床垫的纸箱，铺平，让克拉特先生躺在上面。这诡异的同情心，彬彬有礼的口吻，也许让克拉特先生错误地以为，他们找到值钱的东西就会离开，所以她没有反抗，她想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家人的周全。一家人没有慌乱，保持镇定，一直努力地与佩里沟通，希望能够感化他，因为佩里看起来不像迪克那么冷酷无情。只是没想到，最后是这个看似和善的年轻人扣动了死亡的扳机。

佩里向警方说：“我原来无意杀人。在给克拉特先生封住嘴的时候，我对他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天就亮了，天亮之后，有人会发现他们。我不是寻她开心，我没有想过伤害她。在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等一等，我讲错了，我们没有找到保险柜，我和迪克在门外商量该怎么办。一想到我曾经佩服过迪克的男子气概，相信过他所谓的万无一失的计划，我就觉得窝囊。我说，好了，迪克，让他们活着，可是要坐10年牢的。实际上，我接过迪克的刀，只是想刺激他一下，证明他只是一个会说大话的胆小鬼。可是就在我跪在克拉特先生身边，举起刀的时候，膝盖一阵疼痛，令我想起那该死的一块钱硬币，我竟然费那么大的心思，跑到这个偏僻的地方，跪在地上偷小孩子的一块钱，羞耻、憎恶，直到我听见一声叫喊，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

随后佩里冷静地向克拉特开了一枪，接着是凯尼恩、南希，最后是邦尼。杀死后面三个，只是因为第一个人死了，猎枪吞吐的蓝色火舌，轻松地夺去了四个人的生命。屋里重新归为岑寂，仿佛屋外凛冽的西风，带走了枪筒的爆炸声和受害者的哀求。

迪克捡起了所有的弹壳，两人迅速跑回车上，沿途埋掉了绳子、弹壳等作案工具，开了一夜的车，回到了迪克的家中。随后两人拿着抢来的四五十块钱，一路开假支票骗钱，穿越国境到达墨西哥，再一路向南，最后到达了海边的阿卡普尔科。

在这个海边城市，两个人觉得就像到了天堂，尽情地喝酒玩乐，玩女人，一起结伴出海。但没多久，好日子就到头了，钱一下子就花光了，收音机、望远镜和雪佛兰都卖掉了。迪克想在墨西哥找工作，可惜当地的薪水实在太低。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决定回美国。

打好了主意的迪克，向一个相好的银行家的富商借了一笔钱，买了回加州的车票。佩里则将自己的随身行李打包，通过邮局寄回拉斯维加斯，也是这个行李，装着他们犯案时穿的靴子。

随后，他们回到堪萨斯州，继续用本名到处开假支票诈骗。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已经忘了在几个月前，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曾经无视哀求和泪水，残忍地杀掉一家四口。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人间恶魔？尽管破了案，犯案过程得到了还原，但是杜威警长仍然困惑，他想为这起恶性的凶杀案找到合理的犯罪动机，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整件事萦绕在他的内心，这个疑惑同时也是《冷血》这本书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的疑惑，他想知道佩里和迪克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此他走访了两名凶手的家庭、他们在世的亲人、为数不多的朋友，甚至和凶手见面通信长达数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经历。

在佩里和迪克的心中，自己都是被上帝抛弃之人。佩里三岁时，母亲开始酗酒，并且把孩子带到了洛杉矶，她被母亲丢到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遭到了修女的虐待，所以让她一生都讨厌上帝。一段时间之后，佩里又被父亲接回到阿拉斯加一起生活。佩里一生追求的是像父亲一样，成为真正的男人。她上半身肌肉很强壮，但是下半身却因为一场车祸变得十分孱弱，总是被别人称作很娘的小矮子。

成年以后，佩里曾作为水手出海，也曾参加朝鲜战争，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然而，作为水手和士兵期间，他曾被其他水手和上级性侵和骚扰，反而加深了她在性方面的挫折感。

在外颠沛几年之后，佩里回到阿拉斯加和父亲生活，度过了一段安稳的岁月，但因为发生了争执，她又被父亲赶了出去，遭遇了家人的第二次遗弃。佩里一路流浪，最后因为偷窃被联邦调查员逮捕，送进了监狱。她的一生都与幸福无缘，而是一个可悲、丑恶与孤独的旅程，是一个幻想接着一个幻想。过去的痛苦演变为佩里现在的无意识行为，他变成原始的暴力，夺走他人的性命。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暴力幻想逐渐在佩里心中萌芽。在他的一生里，从贫穷而凄惨的童年，到放荡不羁的青年时期，再到现在狱中的日子，那只巨大的黄色鹦鹉始终在佩里的梦中飞翔，它是佩里的复仇天使，替他杀死敌人。

就像其他无动机杀人犯，佩里把受害人当作挑衅她的对象加以攻击。在攻击他们的一瞬间，佩里想到的可能是任何一个意象当中的敌人。也许在杀害克拉特先生的瞬间，他头脑中浮现的是造成他痛苦的那些关键人物，遗弃她的父母、鞭打他的修女、性侵他的船员和军士长、命令他不许踏入堪萨斯一步的甲士关，这些人的面容重叠在了一起，成为了邋遢、堕入黑暗的力量。

迪克和佩里在某些方面十分相像，两人都有着典型的自恋人格，沉迷于镜中自己的外貌，而且偏执狂妄，有着严重的躁郁症，难以控制自身的愤怒。但同佩里不同，迪克在一个还算和善的家庭当中长大，父母都是懦弱的好人，苦苦挣扎于一家人的生计。迪克曾经也是个好小伙儿，成绩中等，教过正经的女友，也曾有过上大学的机会。

迪克高中毕业之后被铁路公司录取，却又惨遭裁员。在做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她出了车祸，头部受到重创，伤愈之后，迪克结了婚，妻子怀孕，他也在医院有了新的工作。不过就在一切似乎重上轨道的时候，他开始有了恋童癖的倾向，他也承认，在霍尔科姆案中，他曾经对南希有过同样的念头。

第一段婚姻失败之后，迪克又有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他开始酗酒，因为支票诈骗频繁进出监狱。在堪萨斯监狱，他认识了佩里，迪克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杀手，因为他曾经很冷静地自己杀过一个黑鬼，只是觉得好玩儿。迪克觉得他们可以合作干票大的，结果钱没有抢到，还把他们自己送上了法庭。

陪审团的两难：该杀还是不该杀

开庭的前一天，河谷农场开始了一场大拍卖。拍卖会看起来却像是克拉特家的第二次葬礼，陈列着一家人的物品，似乎想借此机会提醒民众，不要忘记这两个凶徒犯下的罪行。决定凶手命运的陪审团，就在这些民众当中产生。拍卖会结束后，农场土地将会转让给新的主人，克拉特一家生活过的痕迹，将会永远被西部平原上的风沙所。

1960年3月23日，芬尼县法院正式开庭。审判过程中，陪审团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自己的邻居经历如地狱一般的折磨之后含恨死去。当天出庭的最后一个证人是威尔斯，迪克的前狱友。被告律师向威尔斯逼问，是不是她诱导迪克去犯罪，让他相信克拉特家有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险箱。如果他在入狱之后，没有向迪克吹嘘克拉特家的财富，可能厄运不会降临在这家人的头上。

几天之后，法院继续开庭，被告方面出庭作证的是精神病学专家琼斯医生，他认为迪克在车祸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而佩里则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精神失常的诊断可能会带给他们减刑的处分。

如同威尔斯引起的骚动一样，两人的精神评估也在评审团中间引发不小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尽管精神评估是相对准确的，可是两个人仍然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因为他们行凶杀人时是处于意识清醒的状态。另外两名被告从未对杀人行为表示悔悟，对杀人一点也不在乎，怎么可以判决减刑的处分呢？

然而，这还不是法庭上最大的争议，死刑的问题才是最大的焦点。加登城是一个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地区，这里的人多半信教，牧师们一直在提倡废除死刑，认为死刑是不道德的，凶手也应该得到上帝的宽恕。

除此之外，尽管不情愿，两位法庭指派的被告律师也尊重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为被告尽量争取免除死刑。他们把抗辩的主题集中在死刑的邪恶上，因为死刑是没有效果的，它不能阻止犯罪，只会使人的生命贬值，导致更多的谋杀。

最后，检方律师洛林发言了：“先生们，在我看来，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律师真是太幸运了，在事发当晚没有出现在克拉特家，因为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那么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的尸体可能就不止四具了。我早就预测到，被告律师会用圣经来反对死刑，圣经的教导中告诉我们切忌屠杀，但是也同样告诉我们，打人致死的人必须处以死刑，使人流血的人应以血来偿还。我们州规定，一级谋杀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或绞刑，这是法律，先生们，你们来这里是来实施这项法律的。你们中的四位同胞被人屠杀了，为什么既不是寻仇，也不是泄恨，而是为了钱，仅仅为了四五十块钱，平均十块钱一条人命，这样的死亡多么没有价值，多么不公。如果你们不履行自己判处死刑的职责，下次被屠杀的可能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了。”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显然引发了旁听席上不小的争论，有人同情凶手的悲惨经历，有人却说，再悲惨的故事，也不能成为杀害无辜之人的理由。还有人提出做前额叶切除手术，以去掉凶手脑袋里的犯罪因子，还可以替代死刑。

铃声响起，陪审团即将复议。在商议40分钟之后，他们把密封的判决书递给了法官。伴随着附近呼啸而过的火车鸣笛声，法官宣判了佩利和迪克的死刑。

在宣判的过程当中，迪克和佩里一直冷漠地站在那里，对法庭上的一切都显得无所谓或者不感兴趣。当他们被带出法庭的时候，他俩甚至放声大笑起来。

1965年，迪克和佩里的死刑正式执行。杜威警长亲临现场，看着两名冷血凶手被执行死刑，但他心中却没有完成使命的解脱感。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他在公墓邂逅了看望南希的苏珊，那时候，苏珊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已经读到大三了，这是她和南希约定要一起读的大学，而南希本可以和苏珊一样，展开自己美好的人生。

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了6年，逝者不能复生，生者还要前行。出生、恋爱、结婚、生子、死亡，正常的生命本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循环往复，抵抗遗忘，驱散冷血。

1960年，杜鲁门·卡波特第一次与佩里交谈，在执行死刑前的5年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卡波特从未试图在写作当中回避凶手，他不想简单粗暴地把凶手定义为狂徒、恶魔，然后在舆论上判处他们死刑。她想与凶手建立起联系，以解答读者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他们要杀人。

相信很多读者会疑惑，作者为什么要花大量笔墨去解释两个凶徒的人生经历，难道是为凶手博取同情吗？不是的，卡波特从始至终都觉得凶徒是有罪的，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她无意为凶手杀人行为辩护，更不同意生活经历的不幸，可以成为杀害他人的借口。社会、家庭不幸只是外因，犯罪行为更多的是内因在起作用，最终都是凶手的主观行为。更何况凶手没有学会自制和反省，还将一切都归咎于他人。

卡波特知道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向世人全方位、真实地展现案件全部的内容。不论是本书还是1967年《冷血》电影的拍摄与上映，都是卡波特希望借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人记住这个案子，记住被杀害的死者，记住凶徒的错误选择。

冷血的不止是残杀无辜的凶手，还有人们对于社会悲剧的遗忘。正如电影《冷血》最后的台词一样：“报社卖了更多的报纸，政客将做更多的演说，警察将招致更多的批评，会通过更多的法令，但每个人都不用再为这事负责，然后下个月，明年同样的事会再上演一次。”卡波特正是想用他那锋利的笔，帮助世人抵抗遗忘，为我们驱散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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