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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解码人类异于黑猩猩的独特进化密码
铛铛铃2025-09-14【科普】537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第三种黑猩猩》。
这本书的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同时身兼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双料院士。他的另一部科普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你或许听说过，获得了1998年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第三种黑猩猩》，于1991年问世，是他首次获得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品。如果想要了解人类进化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运作的原理，戴蒙德的作品自然不容错过。《第三种黑猩猩》已经成为许多大学人类学课程的重要参考书。
这本书的书名表明了它的主题：人类不过是第三种黑猩猩而已。从动物分类学意义上说，这个论断并不新颖。早在1863年，动物学家赫胥黎就说了，人类的解剖结构其实和猿类非常相似。现代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个观点，人与黑猩猩之间，有98.4%的基因序列完全相同。
但是戴蒙德与赫胥黎的区别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解剖学层面理解这个问题，也没有从遗传学入手，而是从进化的视角，审视人类与黑猩猩的关系，阐述了人类由黑猩猩进化而来的观点，并从语言、艺术、农业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无可争辩地证明，人类其实就是另一种黑猩猩。如果算上倭黑猩猩，人类只能算作第三种黑猩猩。
我们将重点介绍作者的三个论证角度，从语言、艺术以及农业生产三个方面，阐述人类的行为与黑猩猩之间的瓜葛，并在此基础上讲讲，怎么理解人类的大屠杀与环境破坏现象。
在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先来说说人类的身世，这与黑猩猩有着直接的关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一直与其他动物保持着内在的连续性。在800多万年前，人类还和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但在大约700多万年前，由于冰川期的影响，大量水分被锁进冰川，干旱导致非洲丛林大面积消退，人类开始走出丛林，与黑猩猩分开进化。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几个重要改变，让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
第一个改变大约发生在4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开始直立行走，那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特征。那个时候，黑猩猩仍然待在热带丛林中。第二个改变发生在3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只长得相对纤细，被科学家称为巧手人（也有说法为“能人” ），牙齿不断变小，脑容量不断增大，表现出了基本的现代人特征。但真正重要的是第三次改变，200多万年前，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器，从此进入石器时代，大大提升了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虽然水獭和黑猩猩都使用石器，但不像人类这样对石器高度依赖。
这三大改变都发生在非洲。在100多万年前，直立人开始走出非洲。1891年，荷兰考古学家杜布瓦，在爪哇发现了直立人化石，之后，考古学家陆续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都发现了直立人化石，石器也呈现相同的分布。大约在50万年前，智人出现了，他们脑容量较大、头骨较圆，那都是现代人的重要特征，被称为形体现代人。
4万多年前，智人突然出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当时正处于最后一次冰川期的末期，克罗马农人出现了，他们由早期智人进化而来，和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如果洒上香水、穿上西服，行走在法国巴黎的大街上，根本不会引人注意。他们不仅在外表上是现代人，在行为上也变成了现代人，所以被称为行为现代人。正是他们开启了征服世界的进程。
那么，克罗马农人何德何能，为什么可以征服世界？
第一，克罗马农人表现出了制造复杂工具的能力，为征服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他们放弃了简陋的石器，开始制造精良的工具，还知道纺织渔网和设置陷阱，这为征服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他们在4万年前登陆澳洲，说明他们已经学会用船；2万年前进军寒冷的西伯利亚，说明他们已经学会缝制衣服，并用毛皮取暖，在以西伯利亚为跳板进入阿拉斯加登陆美洲，开辟了最后一块大陆作为居住点。
第二，克罗马农人具备了复杂的语言能力，大大提高了交流效率，增强了合作狩猎能力，时常捕杀野牛和野马等大型动物。复杂的语言促进了抽象思维能力，并在短短的几万年时间内，让克罗马农人表现出了辉煌的艺术创造能力，开启了伟大的农业革命，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贪婪地开发并破坏自然资源。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似乎都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特征。事实上，无论是语言还是艺术和农业，都只是动物行为在人类身上的延伸而已。戴蒙德认为，人类在这三个方面，并没有超出动物性的约束，人类只是第三种黑猩猩而已。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戴蒙德展开了复杂的论证。先说语言的进化逻辑。从语言的生物学基础来看，人类语言是从动物呼叫系统进化而来的，这个进化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掌握词汇。科学家研究了非洲绿猴的呼叫系统，这对于保证绿猴的生存至关重要。绿猴的主要天敌是鹰，“武英”“武术”的“武”表述有误，这里应是“老鹰”的“鹰”。只要老鹰在天空出现，绿猴儿就必须互相报警。如果没有天敌却发错警报，就会浪费觅食时间，在食物竞争中处于下风。为了正确交流关键信息，绿猴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呼叫系统，它们可以通过呼叫分辨不同的天敌，比如老鹰和蛇，这两者绝对不能搞混，因为老鹰在上方，而蛇在下方，一旦呼叫错误，担任哨兵的猴子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绿猴掌握的呼叫系统，就相当于人类掌握的基本单词，这是语言进化的第一阶段。
人类语言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是掌握语法。语法是区别人类语言和动物呼叫系统的重要标志。尽管绿猴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但是明显没有语法。对于绿猴来说，“我咬狗”和“狗咬我”意思基本相同，而对于人类来说，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动物没有语法，语言也不会留下化石，那么又该如何研究语法的形成呢？科学家想到，观察现代人发展语言的基本模式。在不同地区有时出现特殊的原因，比如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美洲以后，就需要在母语之外，和当地土著建立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大家在自己的环境里说母语，而在彼此交流时说洋泾浜语。英国殖民印度以后，就在印度形成了洋泾浜英语。中国也有类似的经历，上海话里的“GASEVE”是闲聊的意思，就源自英语单词“gossip” 。与成熟的语言相比，洋泾浜语言简单粗糙，词汇与语法都很贫乏，基本上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能勉强表达意思就行。洋泾浜语就类似于绿猴的呼叫系统，如果有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以洋泾浜语作为母语，那么洋泾浜语很快就会突飞猛进，成为成熟的语言，这种语言被称为克里奥尔语。
目前在世界各地，已经自然形成了几十种克里奥尔语，他们的语言系统各不相同，但在复杂表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比如，大多数克里奥尔语都采用主词、动词加受词的表达顺序，相当于中文的主谓宾结构。人们可以从这种一致性中，找到语言进化的线索。语言学家毕克顿认为，不同的克里奥尔语，之所以存在惊人的语法共性，是因为语言进化受到基因的控制，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在克里奥尔语形成的过程中，呀呀学语的儿童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会根据需要自己创造语法，而不是借鉴其他语言的语法，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其他语法。这种语法创造能力没有受到过任何培训，只能来自于天生的本能，也就是基因决定的结果。因此，相似的语法，可以反复体现在各种克里奥尔语中。
通过对语言进化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小结一下，语言是人类最独特的特征，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不过，动物交流和人类语言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可以在动物界找到人类语言的前身。
说完语言，接下来说说艺术。在人类独特的文化特质中，艺术是让人津津乐道的高贵品质，似乎是人与动物之间最明确的界限。但是，戴蒙德认为，艺术与语言一样，仍然是动物进化的结果。许多动物都有令人惊叹的艺术能力，它们会展现不同的艺术特长，比如有些鸟儿会唱歌，夜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西方，夜莺甚至被看作是歌唱的精灵；天堂鸟的舞蹈足以让舞蹈家为之倾倒；花亭鸟甚至可以建筑美轮美奂的巢穴；红毛猩猩和黑猩猩，都曾展示了卓越的绘画才华，甚至可以在伦敦开画展。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与动物在艺术才华方面，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人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艺术行为没有任何实用性，而且艺术风格千差万别，所以只能是文化现象，而与遗传无关。这表明艺术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是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但是戴蒙德反驳了这些依据。首先，艺术并非没有实用性，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吸引异性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与动物并无根本区别。动物展示艺术能力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配偶，百灵鸟只有在发情期才歌唱，同样，天堂鸟也只是在雌性面前才会大秀舞姿，花亭鸟辛苦建造的漂亮巢穴，除了观赏之外，甚至都不能居住，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唯一的目的就是吸引雌性花亭鸟。人类的艺术行为具有同样的功效，唱歌、跳舞与写诗都是吸引异性的绝佳武器，所以艺术家往往有丰富的性机会，因为那代表着天赋或者财富，或者两者兼备。正因为如此，艺术活动往往能提高社会地位，展示个人能力与财富。克罗马农人曾经用手镯、坠子和颜料来装饰身体，现在新几内亚土著，依然用羽毛皮草来装饰自己，他们还在住房上挂着巨大的贝壳，甚至可以用艺术品换老婆。在现代社会，则出现了精美的珠宝、音乐与绘画作品，一些艺术品价值连城，象征着大量资源，这就是艺术家可以靠艺术为生的原因。
为了实现通过艺术吸引异性的目标，动物需要具备基本的审美能力，比如花亭鸟，就像人类一样，知道哪些色彩艳丽，哪种样式美观，那其实是审美能力的证据。大量观察都表明，动物有着自己的审美观，虽然与人类不尽相同，但并不存在隔阂，所以我们会喜爱一些小动物，那其实是审美共性的表现。至于艺术风格，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艺术偏好，也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其实也有类似的现象，仍然以花亭鸟为例，不同地区的花亭鸟，建筑巢穴的风格也不同，有的建一条两边有墙的小路，有的建四面有墙的盒子，有的还会嚼碎彩色树叶来粉刷鸟巢。不同艺术偏好是学习的结果，同样不受基因的影响。人类的艺术表现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只是因为人类用工具获取食物，就有闲暇来进行艺术创作，其他的动物得想办法填饱肚子，没有这种闲情逸致而已。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艺术能力差别，只是数量与程度的问题，而非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人类自以为高明的艺术行为，其实与动物存在明显的连续性，我们无法通过艺术摆脱第三种黑猩猩的标签。
如果说语言与艺术，都不能把人与动物截然分开，那么农业呢？戴蒙德的回答是，农业确实能把人与动物分开，尽管我们依然可以在动物界，找到农业的先例，比如有的蚂蚁会像人类饲养奶牛那样，饲养蚜虫，像人类种植小麦那样种植真菌，他们甚至会清除真菌中的杂草，以便从中得到丰富的营养。人类的农业行为与蚂蚁一样，也只是方便获取营养的一种社会活动。除了蚂蚁之类的社会性昆虫外，再没有其他动物具有基本的农业生产能力，连黑猩猩也不例外。所以农业应该是区分人类与动物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但是戴蒙德的推理却很有意思，正因为人类发明了与众不同的农业生产模式，反倒进一步展示了人类第三种黑猩猩的本质。因为很多事实都证明，人类其实并不适应农业生产，而更适应狩猎采集生活，狩猎采集生活则是典型的动物生活方式，黑猩猩就是狩猎采集的代表，它们会不断采集果实，偶尔狩猎猴子用来补充蛋白质。
那么，为什么说人类其实不适应农业生产模式呢？仅仅在大约1万年前，人类才从采集狩猎的生活形态转变到农耕，并且在农业起源之初几经周折，甚至经历了从农业又回到狩猎采集模式的反复转变，说明农业模式并不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不适应农业模式，从农业制造的诸多副作用就能看出来。检查古人的遗骨可以发现，与狩猎采集部落相比，农民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它们的平均身高降低了十几厘米，蛀牙从平均不到一个月（此处表述有误，推测应为“平均不到一颗” ）升到将近七个，贫血病、结核病的比例也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农业生产食品单一，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不如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品种丰富，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如果不幸遇到自然灾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另一方面，农业社会人口聚集，为传染病提供了大肆传播的机会，持续危害人类的健康。
农业最重要的副作用是私有财产的出现，进而导致阶级分化，固化了男女社会分工，各地普遍出现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限制了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加剧了男女不平等现象，男权社会由此得到确立，并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态奠定基础，使得大规模战争成为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农业文明的受害者。农业看似给人类带来了辉煌，其实只是祸福相依的随机产物。所以农业并不是人类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人类最适应的生活形态其实是狩猎、采集生活，那是人类最长久、最成功的生活习惯，人类只是在相当短暂的时间内发明了农业。在本质上，人类与黑猩猩一样不适应农业。
到这里，我们分析了人类的语言、艺术和农业，这些特征看似是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实际上他们只是佐证了人类是第三种黑猩猩这个观点。
除了文化特征，黑猩猩的社会特征，同样在人类身上得到了继承，其中最可怕的表现就是屠杀与战争。以前人们认为黑猩猩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动物，但经过仔细观察，科学家发现，黑猩猩群体之间经常发生灭绝性的大屠杀，以此争夺食物，并保证自己的交配机会。人类的屠杀行为与黑猩猩一脉相承，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天生的屠杀冲动，加上语言等文化能力的配合，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可怕的征服者。
人类扩张的目标是食物与资源，扩张过程不只是占领无主之地那么简单，很多时候都要驱赶当地的原住民，对土地的刚性需求，不断促使人类成为动物界的屠夫，同时也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即使杀戮能力最强的狮子，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进入过澳洲与太平洋岛屿，而人类几乎无处不在，现在甚至已经进入太空，扩张的速度无与伦比，代价也触目惊心。人类的扩张过程，就是用暴力抹平文化差异的过程，大量原始部落与原始语言被侵略者替换，甚至连与世隔绝的部落也不能幸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印欧语系的扩张，欧洲各地的语言几乎都属于印欧语系，比如英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等，世界人口约有一半使用印欧语系，甚至存在的大量其他语言，都已经被印欧语系替换了。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格局呢？语言不会自行扩张，只能借助人的力量扩张，而人类最原始的扩张方式就是侵略和屠杀。印欧语系的扩张过程，就是血淋淋的长期屠杀过程，这个过程从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以塔斯马尼亚岛民的灭绝为例，在欧洲侵略者到来之前，塔斯马尼亚岛上生活着5000多岛民，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原始的部落，已经独立生活了1万多年，与澳洲大陆彻底隔绝。自从1800年欧洲人到来后，塔斯马尼亚岛民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灭绝了。1869年，最后一位男性岛民死亡，尸体被像动物那样制成了标本；1876年，最后一名女性也死了，尸体被从坟墓中挖出来，放到博物馆供人参观，直到1976年才得以火化。塔斯马尼亚岛民的遭遇，只是欧洲扩张的一个缩影。
更可怕的是，那并非欧洲人独有的暴行，而是黑猩猩社会行为的再现，是根植于人类基因深处的动物性使然。与黑猩猩屠杀不同在于，人类屠杀的规模更大、效率更高。这种屠杀本性，迫使人类采用群居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群居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群居也为人类的社会化，提供了最好的进化舞台。大规模屠杀是人类走向文明过程中，最可怕的行为，但绝不是全部。另外一个可怕行为就是对环境的破坏。
人类从走出非洲大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是破坏环境的头号杀手，这个进程从几万年前开始，一直没有停止。因为人类的过度狩猎，破坏动物栖息，以及引入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生物灭绝速率，比自然速率至少高出200倍。预计到21世纪中叶，大概有一半的物种会灭绝或者濒临绝种。在很多方面，人类必须依靠其他物种才能生存，例如植物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供应我们的食物、木材和纸张，所以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最终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危害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核战争，直至导致人类走向灭绝。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也可以从动物身上找到原型，当动物群体躲过猎食者或者寄生虫的制衡，他们将会无限制扩张，直到破坏自然资源，并将资源耗尽，最终走向灭绝。1944年，29头驯鹿被带到白令海的圣马泰岛上，十多年后，这些驯鹿繁殖到6000多头，但是岛上植被的生长速度，远不及驯鹿的啃食速度，于是在一个寒冬之后，只剩下41头雌性和一头没有生育能力的雄性，以及遍布全岛的驯鹿尸体，这个族群注定走向灭亡。这样的情节完全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因为现在的人类拥有空前的杀戮动物和破坏环境的能力。
以上就是这本书关于人类演化的思考。几百万年前，人类由黑猩猩演化而来，随后发展出了语言、艺术、农业这些让人类引以为豪的文明标志。不过语言可以在动物界找到前身，艺术也不是人类的特有文化，农业带来的健康与社会问题，恰恰说明人类无法适应农业，而是像黑猩猩一样更适应狩猎采集模式。此外，人类还从黑猩猩身上，继承了两个可怕的特质，一是仇杀外族的潜能，另一个是对环境日渐加速的破坏，这有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
那么，人类有能力解决生态危机吗？对此，戴蒙德抱有乐观态度。问题是人类愿意去解决这个危机吗？对此，戴蒙德又抱有悲观态度。他只希望前世不忘后世之事，只有当更多的人意识到人类面临的危机，危机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只有那样，人类才可能比其他两种黑猩猩，拥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好，《第三种黑猩猩》就为您解读到这儿，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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