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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铛铛铃2025-09-13【文学】0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奥斯维辛是纳粹德国最大的集中营，屠杀了100多万犹太人的死亡工厂。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的图书、各类的文艺作品，都对奥斯维辛有过描述和反思。尽管如此，《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作为一部新近出版的作品，依然值得你去了解。书中所展示的奥斯维辛历史，要比死亡工厂复杂得多。
本书的作者劳伦斯·里斯，是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曾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最杰出的历史纪录片制片人。2005年，在德国战败投降60周年纪念日上，里斯制作的六集纪录片《奥斯维辛》在BBC播出，那部纪录片的内容就囊括在这本书当中。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这本书首先追踪了奥斯维辛的发展历程，介绍了纳粹对待犹太人政策的变迁，以及这种政策如何影响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角色的变化。接着，作者讨论了大屠杀对人性的扭曲，这种扭曲不仅出现在执行死亡命令的纳粹分子身上，还出现在当时的犹太犯人当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用到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材料比较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最后，里斯还让人们看到，奥斯维辛的罪恶，并非只是希特勒一个人或者纳粹高层的罪恶，它是整个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的一个结果。
下面我就带你进入里斯的这本书，去重新了解并反思奥斯维辛代表的集中营制度。
首先来了解一下奥斯维辛的演变史。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来到奥斯维辛，然后被带往毒气室处死，尸体随后被送进焚尸场，许多活生生的人在到达奥斯维辛后不久，就化为了一缕青烟，这是大众熟悉的奥斯维辛，一个恐怖的、无以复加的杀人场景。然而这并不是奥斯维辛的全部，要知道，奥斯维辛并非是一个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至少一开始不是。
在最初建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中转站，负责暂时关押那些运往第三帝国其他集中营的犯人。用当时的纳粹术语来说，奥斯维辛是一个隔离营。它之所以在短短5年之内就发展成犹太人最大的屠杀场，和他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有很大的关系。
1940年的4月，39岁的霍斯来到奥斯维辛担任指挥官。在那之前，霍斯已经在党卫军工作了6年。霍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满怀崇敬，因此自愿加入了党卫军。来到奥斯维辛当指挥官，对于霍斯而言，意味着地位、特权以及参与新德国发展建设的机会，他雄心勃勃，要把奥斯维辛建造成纳粹帝国的一个模范集中营。
1940年9月，霍斯接待了党卫军行政和经济总办公室的负责人波尔。波尔在视察中看到，隔离营附近有沙土和砾石坑，觉得这里可以为党卫军所经营的德国土石制造有限公司输送劳力，便要求霍斯扩建营地。
又过了两个月，一个更高级别的领导来视察了，那就是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因为霍斯和希姆莱都当过农民，对土地都怀有深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在那次视察中，两人一拍即合。希姆莱希望能把奥斯维辛打造成德国的农业乌托邦。
两次领导的视察之后，奥斯维辛的地位有了跃升，从一个原本只负责暂时关押犯人的隔离营，成了纳粹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也就出现了一句标语“劳动使人自由”。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立起基本的制度，这些制度在接下来的4年里始终指导着奥斯维辛的运作。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卡波制。“卡波”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指的是头目，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选出一名囚犯担任卡波，让他们管理其他的犯人。奥斯维辛最初的犯人是一批德国的刑事罪犯，他们中有的被释放，有的成了第一批卡波看管之后到来的波兰囚犯，而那些波兰的犯人里边又诞生了更多的卡波，他们充当了党卫军的打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管理后来的苏联俘虏和犹太人。
1941年，工业巨头法本公司也来到奥斯维辛，在集中营东边三英里的地方建了一个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为满足生产力需求，奥斯维辛的犯人总数从1万增加到了3万。紧接着，水泥厂、军工厂、发电厂也来了，截止1944年，奥斯维辛周边共建成了28个工厂子营地，在那里做苦役的犯人超过了4万人。据估计，作为劳动集中营，奥斯维辛为纳粹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纯利润。
当然，奥斯维辛不只是一个集中营，他还是一个灭绝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屠杀犹太人的呢？同样也是1941年。那一年的7月，希姆莱下令解决没有利用价值、纯粹浪费口粮的犹太人。这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肉体消灭。
需要指出的是，纳粹对于犹太的大屠杀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他们最开始没有大屠杀的计划，纳粹高层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直接消灭犹太民族。希姆莱曾在1940年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不想采用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道德，也不可能实现。”而希姆莱的副手海德里希也在同一年发表声明，表示生物灭绝对德国这个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体面的行为。他们当时甚至考虑过战争一旦结束，就把犹太人塞进轮船，运到非洲去。比如德国外事办公室的官员就曾撰写过一份方案，宣布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是犹太人的接收地。
然而他们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问题，便制定出激进策略来应对。比如，一开始他们需要解决德国移民的住房短缺，于是他们把犹太人从自家的房子里赶了出去，让德国人住进去。然后粮食短缺问题出现了，他们又把犹太人赶进了隔离区，让他们自生自灭。随着德军在东线战场不断失利，纳粹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原先他们还想过给犹太人全面实施绝育手术，让这个民族自然消失，但绝育手术操作起来实在太慢，没有直接屠杀来的干净利落，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提了出来。
纳粹军官一开始主要用机关枪扫射，但很快发现这种方法效率依然不高，而且很容易给行刑的士兵造成心理负担。他们还曾尝试过将受害者炸死在一个地洞中，放进几个精神病人和几包炸药进行实验，但炸药的威力不够强，伤者嚎叫着从地洞里爬出来，肢体残片散落一地，甚至还挂到了树上。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纳粹找到了最佳的屠杀方式，那就是毒气。于是他们开始建立毒气室。第一个使用毒气的集中营是海乌姆诺灭绝营。这个时候，霍斯又一次站了出来，准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旁边建立全德国最有效率的灭绝营。他的副手弗里奇也站了出来，他想到营地里有一种叫齐克隆B的化学制剂，原先是用来防昆虫的，或许可以用来杀人。经过一两次实验，齐克隆B这个化学制剂被确定为奥斯维辛毒杀犹太人的主要毒剂。
方法找到了，霍斯开始制造毒气室和焚尸场。1942年2月，被称为小红房的一号舱建成，它的内部有两个毒气室，一次可毒死800人。很快，被称为小白房的2号舱也改造完成，他有四个毒气室，一次可以毒死1200人，而且通气效果比小红房更好，可以显著地提高效率。
1942年7月，希姆莱第二次视察奥斯维辛，观看了犹太人在小白房被毒死的完整过程。希姆莱显然非常满意，这次视察后不久，霍斯就被提拔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时候，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的作用依然比较有限。1942年，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主要是波兰境内的犹太人，而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纳粹在波兰森林里建立的三个灭绝营，分别是贝乌热兹、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但是纳粹在屠杀波兰犹太人的计划得逞后，就竭力的抹去那三个灭绝营存在过的痕迹。早在战争结束前，这三个灭绝营就被拆除，而且灭绝营所在的地方也恢复成了森林或者农田。今天的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除了因为奥斯维辛并没有被纳粹及时拆除，还有另外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奥斯维辛的模式调和了纳粹内部对待犹太人的分歧。要知道纳粹内部对犹太人一直有着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帝国工作，另一派认为犹太人都应该去死。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希姆莱的副手海德里希提出让犹太人从事繁重的劳动，直到累死，从而把两派态度结合在了一起。等到了1943年，希姆莱等人发现，在纳粹德国内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奥斯维辛。因为这里既是集中营，又有灭绝营。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一到火车站就会被筛选成两类，一类是健康强壮的犹太人，他们首先会被送到附近的子营地强制劳动，经过数个月的虐待和压榨，再送到几英里之外的灭绝营杀死。至于那些没通过筛选的犹太人则被马上灭绝。
第二个原因则是霍斯这样的党卫军人不甘人后，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到了1943年的夏天，奥斯维辛一共有了四座焚尸场和毒气室一体的建筑，每天最多可以杀死4700人，并完成对尸体的处理。
到这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发展过程就介绍完了，他也最终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杀人工厂。
接下来我会讲一下，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集中营制度把人性扭曲到了怎样的地步。
屠杀犹太人的党卫军并不是什么变态，其中不少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甚至为了自己的升迁主动把工作做到极致。奥斯维辛的管理就发明了一套保证屠杀顺畅进行的办法。霍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能成功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整个过程要在极其平和的气氛中进行。
首先，他们要确保刚来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相信，走进毒气室是进入集中营的常规流程，他们不会被杀死，只是洗个澡、消个毒。在从火车站台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党卫军士兵陪着犹太人一起走，满面微笑，还会寒暄几句。毒气室的建筑看上去没有任何威胁，窗台上摆着鲜花，农院里种着果树。等到人要进入毒气室之前，一个士兵会对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出现任何传染病，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
为什么会要求犹太人脱掉衣服呢？因为之前有几次毒气谋杀，囚犯穿着衣服，人死后要扒下他们的衣服会非常困难，不方便物资的回收利用。而现在那些将死之人会自己脱下衣服，很多人还会将衣服整齐地叠好。
就这样，奥斯维辛从一个隔离营发展成为一个高效的杀人工厂。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集中营的管理者尽心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着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纳粹分子想要自己不崩溃，就要对自己的工作无动于衷。比如霍斯偶尔也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不适，但他知道怎样去自我调节，他会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就把一切都过去了。
奥斯维辛的医生也是一样。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第一步要经过筛选，那么由谁来完成这个筛选任务呢？医生。因为医生可以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某个人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做这个决定只需要几秒钟。从1942年奥斯维辛开始实施筛选这个程序开始，纳粹医生就在奥斯维辛的大规模屠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医生亲自上阵决定人们的生死，这显然违背了他们救死扶伤的天职。不仅如此，他们还疯狂地在犹太人身上开展活体医学实验。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蒙格勒医生的双胞胎研究。在蒙格勒来到奥斯维辛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成为虐待狂，他是慕尼黑大学的医学博士，东线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平日衣着打扮堪称完美，待人接物文质彬彬。1943年来到奥斯维辛之后，蒙格勒像集邮一般收集了成百上千对犹太双胞胎，在他们身上做各种活体实验。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被折磨致死，自己好第一时间进行尸体解剖，完成对照实验。
在犹太人身上做医学实验的还不只是纳粹军医。刚才说到过，法本公司在奥斯维辛边上有一个很大的劳工营，而这个工业巨头下面有个制药公司，叫拜尔制药，这个公司今天依然存在，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就是拜耳研发出来的。在奥斯维辛的资料时，人们发现了一封信，是拜尔公司写给奥斯维辛当局的，信中描述了他们进行一项麻醉剂实验的结果，信上说：“150个女人抵达时状态良好，然而我们没能得出结论，因为他们在实验过程中都死了。真诚请求你们能再提供相同数量的妇女，我们将支付相同的费用。”这个费用是多少呢？每个人170马克。
医生和研究人员尚且如此，那些执行屠杀任务的纳粹士兵当然就更残忍了。根据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党卫军在执行任务时往往谈笑风生，甚至会把观看尸体焚烧当成一种余兴节目。因为尸体在着火后，肺部或其他器官里的气体会发生膨胀，让尸体有一种跳起来的感觉，男性的生殖器也会突然勃起，看到的士兵们就会哈哈大笑。
有一个党卫军看守时不时的就会在犹太人当中挑选七八个漂亮的女孩，让他们在犹太男人面前脱光衣服，接着掏出枪，把子弹打在他们的胸部或私处。
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困惑，犹太幸存者怎么会看到那样的场面，能看到那个场面的不都应该被同批杀死了吗？这就牵涉到纳粹灭绝营又一个黑暗的事实，党卫军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是有人协助的，而那些协助者都是犹太人。事实上，这些犹太人被编入一个特别的队伍，叫做特遣队。
特遣队在屠杀过程中承担最为繁重的任务，那就是清理尸体，包括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搬运出来，剪去他们的头发，搜索他们身上是否藏有珠宝，嘴里是否镶嵌金牙，把这些都做完，再掩埋或焚烧尸体。当然了，犹太特遣队的这一整套工作是在纳粹党卫军的监督下完成的，但通常现场只有两个党卫军士兵。甚至在奥斯维辛的屠杀规模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党卫军士兵的人数也屈指可数。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尸体始终都是犹太人自己在处理。
有的时候，火车运来的犹太人比较少，启用巨大的毒气室不够经济，在那种情况下，特遣队就负责揪着他们同胞的耳朵一个个押送他们，好让党卫军士兵开枪射击。
如果说纳粹党卫军的故事诉说了人性可以有多黑暗，犹太特遣队的故事就展现了人性可以有多懦弱。那些犹太青壮男子每天都目睹着同胞的下场，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明天的结局，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反抗、不自杀，只是活着，协助纳粹灭绝自己的同胞，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位名叫普雷斯·布格尔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就曾是特遣队中的一员。在他刚入选的时候，奥斯维辛还没有建成功能强大的焚化炉，大部分尸体都是草草掩埋的。布格尔负责把尸体拖到一个大坑里，往上面撒石灰粉和土，直到尸体被盖住。但这种处理方法有很大的缺陷，夏天一到，坑里的尸体就开始腐烂，于是普雷斯·布格尔的工作就变得更加可怕，他要下坑在令人窒息的腐尸气味里用手捡拾尸体的残片，有时是一个人头，有时是一条腿，但是他就是想活命，而如果要活命，除了做这份工作，就没有别的选择。
普雷斯·布格尔意识到，要想继续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想活得长，就必须忘得快。
另一位叫达里奥的特遣队成员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切，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无论情况变得多糟，你总能找到活到第二天的力量。每天都要焚烧尸体，每天、每天，每天，你渐渐就习惯了。”
同样一位叫帕钦斯基的奥斯维辛幸存者用习惯这个词来解释当时犹太人的心理，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帕钦斯基能幸存下来原因在于他会理发，平时他就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办公大楼里为军官理发，有一次他还为霍斯理过头发。他手里有剃刀，其实可以割断霍斯的喉咙，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如果那样做，他和他全家都会没命，办个集中营的人都会没命，然后会很快有个新人来顶替霍斯的位置。
再来看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描述，他叫布拉特，是波兰犹太人，曾经在索比堡灭绝营协助纳粹的屠杀，从剪头发、整理衣服，到从火车上搬行李、打扫营地，所有这些维持灭绝营正常运转的工作都是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完成的。布拉特最后活了下来，他并没有选择顺从自己的命运，而是参与了索比堡灭绝营的一次起义。
而这次反抗的发起者不是犹太人，而是苏联人。1943年9月，一批苏联战俘被押送到索比堡，其中80人成了劳工，这些人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组织的领袖是一位叫佩切尔斯基的红军中尉。
在苏联战俘到达营地之前，这里的犹太犯人大多听天由命，虽然也有犹太人在出外做工时尝试逃跑，但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而苏联战俘呢，他们在到达索比堡仅仅两周后就开始挖掘逃跑用的地道，但他们发现要让600多名犯人在同一个晚上偷偷爬出营地并不现实，所以要活命只能通过武装反抗。当时已经10月了，再过几个星期就会下雪，到那时德国人根据雪地里的脚印很容易就能追踪到逃犯，所以这次反抗必须越快越好。
于是在短短几天之内，佩切尔斯基和他的地下反抗组织就定下了方案，他们计划利用劳动的机会收集刀和斧子作为武器，然后把党卫军士兵分开，引到营地的偏僻角落杀掉，再拿走他们的枪。行动在10月14日那天开始，经过一个白天，索比堡大部分党卫军看守都被干掉了，但灭绝营的指挥官还活着。犯人们还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五点的时候聚在一起准备点名，这个时候，佩切尔斯基跳上了桌子发表了一番演说，他说眼前这一切都会改变，和平将会到来，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全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
佩切尔斯基的演讲鼓舞了当时还在犹豫不决的犹太犯人，此时指挥官也发现大事不妙，从瞭望台拿着机枪对他们扫射，犯人们在后有机枪前有雷区的情况冲破了铁丝网，奔向丛林。那一天，索比堡的600名犯人中大约有一半成功出逃，而且有50人活到了战后。这次武装反抗成了集中营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集体逃亡，也间接导致了索比堡灭绝营的永久关闭。而在这次起义之前，已经有25万犹太人死在了索比堡。
半个多世纪后，布拉特在接受里斯采访时回忆当年残酷的经历，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的处境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无论是索比堡还是奥斯维辛，人性都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这些故事告诉今天的人们，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不管是黑暗还是懦弱，人性的坠落没有底线。
在讲完了集中营体系对人性的扭曲之后，我们最后来了解一下集中营背后的更大的罪恶，也就是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反犹主义。奥斯维辛绝非孤立，德国纳粹的第一个灭绝营是海乌姆诺，而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最为疯狂的1942年，灭绝营杀人榜的前三位是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根本轮不到奥斯维辛。而把德国纳粹所有灭绝营全都加起来，也只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一个极端化代表。奥斯维辛不是一个孤立的节点，而是一系列漫长进程的终点。
挤满犹太人的火车一批批的来到奥斯维辛，那些火车都来自被占领的各个欧洲文明国家。匈牙利向奥斯维辛输送了最多的犹太人，足足有43.8万，其次是波兰30万，法国、荷兰、希腊也都输送了5万以上的犹太人。在那些国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如出一辙，首先是身份登记，随后是没收财产，接着是赶进隔离区，最后把他们送上通往灭绝营的火车。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政府都不声不响，完全配合，而这种配合的根源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
以斯洛伐克为例，1941年的秋天，纳粹向斯洛伐克要求希望他提供犹太劳动力，到了1942年的2月，斯洛伐克以家庭为单位总共交出了2万名犹太人。然而，纳粹并不想要老幼妇孺，因为当时的德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不愿意接受那么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洛伐克政府向纳粹表示，每驱逐一名犹太人，斯洛伐克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也就是说，斯洛伐克付钱给德国，让他们把犹太人全部带走。而做出这一决定的斯洛伐克总理曾经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
政客如此，普通民众如何呢？来看看一个小例子。1943年的4月，德国开始驱逐波兰伊兹比卡的所有犹太人，这当中包括布拉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从索比堡灭绝营逃出来的布拉特。当时布拉特只有15岁，竭尽全力地想要逃跑，在他狂奔的时候看到一个叫雅内克的同学，于是他大喊：“雅内克，救救我！”雅内克说：“没问题，快去我家的谷仓。”随后，雅内克带着一个纳粹军人在自家谷仓抓走了布拉特。当时有传言，纳粹会用人体做肥皂，于是雅内克对布拉特说：“再见了，下次见面时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
说完了纳粹德国的盟友，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有资料证明，英国和美国在早已知道奥斯维辛灭绝犹太人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早在1941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在西方就不是什么秘密，丘吉尔本人就曾公开谈到过纳粹的大屠杀政策。1942年的7月，伦敦一份杂志列出了纳粹实施暴行的22个营地，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1944年的4月，四名犯人成功越狱，他们的讲述经过整理成了著名的《奥斯维辛报告》。因为这份报告，以色列世界组织在当年6月致信华盛顿的战时难民委员会，希望盟军能炸毁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但盟军方面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这一来不现实，二来会消耗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上的炸弹。
需要指出的是，盟军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快做出的，当时没有人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没有人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人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过任何详细评估，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轰炸的可行性。这背后是一个让今天的人们羞于启齿的事实，当时没有人把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当奥斯维辛终于被解放，那些大难不死的犹太幸存者回到家乡时，却依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一个叫琳达的斯洛伐克犹太人，她所有的家人都命丧奥斯维辛，只有她没死。当她终于回到家乡，站在自家的门口，却发现那里面住着别人。一个男人打开门对他喊道：“从哪来的，滚回哪儿去！”随后在她面前重重的把门关上。震惊之余，琳达发现所有她亲朋好友的房子现在都住着苏联人，而镇上所有原先认识她的人都和她保持距离，仿佛她是某种毒药，根本不应该回来。琳达第二天就离开了故乡，后来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琳达经历过奥斯维辛，但她认为那次回家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公道的存在，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人这样的慰藉。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都和琳达一样，依旧遭受着偏见和伤害，而与此同时，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加害者大多并没有受到惩罚。
《奥斯维辛》这本书指出，当年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纳粹党卫军大部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不仅如此，他们中一些人始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他们认为屠杀犹太人之所以被世人审判，仅仅在于德国战败了，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有什么错。在里斯的探访中，不少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纳粹分子对当初犯下的罪恶津津乐道，甚至有人将那段经历描述为天堂。
一位当年屠杀过犹太人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就跟里斯说：“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愧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里斯还曾追问过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为什么那个时候有那么多人支持那个恐怖的政权，对方有些恼羞成怒地回答：“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
反犹主义甚至依然存在，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军官带里斯参观了一个军事要塞，那个地方曾在1941年屠杀了大批犹太人。在听说里斯拍摄的纪录片主旨后，那位军官说：“知道吗，你漏了更重要的内容，该讲的不是我们对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什么。”
很显然，反犹主义的幽灵依然在游荡，从更广的意义来说，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那种仇恨，那种想要报复、想要欺压甚至想要消灭的残暴意志依然存在。也正因如此，尽管那场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对他的反思却依然必要，并且永远需要。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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