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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铛铛铃2025-09-13【人文】1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畅销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是一本关于当代社会性别问题的书，涉及到今天许多女性，以及所有支持男女平等的人都很关注的问题。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合理的吗？全职妈妈是一个好选择吗？为什么许多在职场上表现优异的女性，一旦结婚就会以家庭为重？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没有给出轻率的、确定的答案，而是深度的、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本书作者上野千鹤子，是日本女性主义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头人。喜马讲书曾经讲过她的另一本书《厌女》。2019年，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所作的一番开学祝词，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这位硬核教授也因此出圈。当时她对着台下的女生大泼冷水说：“等待着你们的，将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上野千鹤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悲观的判断？《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可以提供答案。
在本书中，上野千鹤子分析了安在当代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那就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种双重的控制，使女性到今天依然处在屈从的地位中。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为您讲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如何共谋，压迫和剥削女性；
第二，现代社会是如何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第三，为什么女性进入社会参与生产劳动，反而加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
好，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现代社会压在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女性不是到了现代才受压迫的，但这本书重点分析的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先说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这个观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女性和无产阶级男性一样，都受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如果阶级统治消亡的话，女性就会获得解放。正因如此，解放女性的斗争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情，也是女性和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共同的战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
但是，女性仅仅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吗？朴素的直觉都会告诉我们不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将矛头指向了父权制。所谓父权制，简单的说，就是家庭制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父权制压迫女性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弗洛伊德的学说，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情节来源于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王子命中注定要杀死自己的父亲，并且娶自己的母亲为妻。弗洛伊德借用这个故事，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男孩具有一种爱母亲、憎恶父亲的本能愿望，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也被称为恋母情结。
你可能会很奇怪，这恋母情结和父权制有什么关系？因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所谓的恋母弑父只是表象，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是儿子必将成为父亲的预言，意味着权力沿着父子的脉络延续。那么女性呢？弗洛伊德表示，女孩发现自己没有男孩的阳具，由此产生强烈的阴茎崇拜，认为自己是被阉割后的产物，由此陷入深深的性别自卑。总的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通过父子之间的世代交替，建立起一个权力序列，而女性出于阴茎崇拜，无法继承父亲在家中的地位，只能委身于男性的性统治之下。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给父权制提供了精神分析学上的解释。
在一段时期内，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推翻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两者之间是分庭抗礼的。同样是为了实现女性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和无产阶级男性联合起来，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而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控制自己的身体，发动性革命。
但是，包括本书作者上野在内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并且试图把双方的理论融合起来，兼收并用。就像《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书名所提示的，现代女性既受到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受到父权制的压迫。不仅如此，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对于女性的共谋，而她们共谋的落脚点是现代家庭。
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形式，其实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在前现代时期，家庭是以家族的形式存在的。那个时候的家族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最小结构。所谓小农经济，就是只要有地，一家人吃穿不愁。而现代化的降临改变了这种结构，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席卷，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与土地的关系，进入城镇和工厂。在英国，他们是圈地运动后被迫离开农田的农民；在日本，他们是一个农业家庭中无法继承家业的次子和老三。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下，将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化，由此得到的报酬，可以供他们经营和维持自己的小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率大幅飞跃，因为许多在传统农业社会根本娶不到老婆的，都能娶妻生子了。
与此同时，传统的家族模式逐渐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的普及。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模式，附带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投入公共领域的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而女性逐渐被社会劳动市场排除在外，成为家庭主妇。
请注意，这种家庭模式和原先那种家族模式的区别。在传统的那种小农经济模式中，社会生产与家庭劳作两者之间几乎是不分彼此的，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让男性与女性劳动集中于不同的区域，由此带来了市场与家庭的分裂，整个社会领域分裂为男性主导的市场和女性主导的家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本质上是一种性别隔离。
然而讽刺的是，一开始女性很欢迎这种模式。因为在近代前的农业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同样都要劳动，而女人经常受到男人的指挥监督，没有丝毫的自主性可言。而现代家庭的形成，似乎可以让女性找到一个逃脱男性权力的领域，意味着她们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在家中拥有决断、指挥、监督的权利。许多家庭拥护论和家庭主妇歌颂者还认为，家庭独立于市场之外，是工业社会中唯一不被异化的空间，因此是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避风港。在这样一个私人领域中，女性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但事实是，这个避风港依然是一个权力的王国。女性进入了家庭，就意味着她在货币经济时代被剥夺了其他的生存选择，只能在经济上寄人篱下，被归入他人供养的一类人。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市场与家庭的分裂，女性所主导的家庭内部劳动，不再被视为真正有价值的劳动，而是市场之外的无形劳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上野指出，现代家庭是近代工业社会歧视女性的根源，也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压迫女性的共谋。
好，简单小结一下这部分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女性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激进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受到父权制的压迫。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将这两种观点融合起来，指出现代女性受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而这两者的共谋，主要是通过现代家庭来实现的。
下面第二部分，我们就来深入地了解一下，为什么现代家庭会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要理解女性在家庭内部所承担的劳动，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下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现代经济学，都有这样一个主张，那就是市场覆盖了社会的全部领域，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个市场内部的交换游戏。然而，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指出，市场并不是无边无际的，它有两个重要的外部环境，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家庭。
市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好理解，市场从自然中获得资源和能量，然后又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物返回给自然。而市场和家庭的关系其实也很类似，它从家庭中获得劳动力，而将无法成为劳动力的人返回给家庭。哪些人无法成为劳动力呢？儿童、老人、病人、残疾人。如果我们将现代资本市场想象为一个军队，那么健康的成年男性是这支军队的现役兵，儿童是后备军，老人是退役兵，病人和残疾人是伤残兵。这些非劳动力的人不在市场，而在家庭这个领域，由女性负责照料。
上野在书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她说：“在近代的社会经济学思想中，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被视为人，儿童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后，而女性呢，是人之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市场与家庭分割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作用是什么？她们从外部在维持整个市场的顺利运转，女性的声誉是在为市场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她们照顾老弱病残，是在为市场消化以废弃的劳动力，她们操持各种家务，把家经营成宁静幸福的港湾，是在为社会劳动力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维持健康的场所。而所有这些劳作，在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个统称，叫社会再生产劳动。这个概念明显和社会生产劳动相对应，指的是一系列与生命相关的劳动，包括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等。
这样的劳动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这种劳动处于所有劳动中的最底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免费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全职太太在家劳动了一天，腰酸背疼，却被下班回家的丈夫讥笑：“你什么事都没做。”与男性的社会生产劳动相比，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不但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而且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控制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无偿的付出这些劳动，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
那么，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如何让女性自觉、自愿地承担下这份重任的呢？靠的是意识形态的力量。现代社会为此编织了一系列的神话，这些神话的核心是一个美好的字眼——爱。第一个神话叫爱情。刚才说过，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业社会的大家族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小家庭，而要让那么多女性走进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需要爱情的催化剂。恋爱的疯狂磨砺，让许多女性勇敢的挣脱父亲和家族的束缚，选择可以和她共度一生的伴侣。然而她们虽然挣脱了父亲的统治，却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推向丈夫的统治。按照上野的话来说，恋爱结婚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让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过渡的历史时期，自行选择和延续了父权制。
第二个神话是把家庭塑造为爱的共同体，把女性对于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料，被说成是爱的劳动。上野表示，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对于虚假意识的论述，来理解这种爱的神话背后的目的。马克思在论述虚假意识的时候指出，统治阶级对于工人阶级，会时常有些小恩小惠，这些温情让工人忘了阶级意识，觉得自己似乎与雇主平起平坐，从而影响了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与这种虚假意识相比，父权制下爱的劳动更为阴险，因为女性甚至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小恩小惠，仅仅是通过长期以来鼓吹家庭是爱的共同体，女性就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内化了。她们成为了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上野指出，这样一种内化，是人类社会所有不平等关系中最为深远的内化。
还有一个著名的神话，那就是母性。将母亲的形象塑造得无比伟大，歌颂母亲的无私奉献、温柔、不计回报，其目的是为了让女性极力克制自我需求，引发她们的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但只要女性和孩子还处于父权制的社会之中，女性到头来只不过是花费心力在培养父权制的接班人。用上野的原话说就是：“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总的来说，给爱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而真相是，无论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粉饰，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是的确存在的，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如果她们不做，就必须要找人来代做。
好，小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从外部保证着市场的顺利运转。然而，这些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以爱为名，无偿提供这些劳动，而她们的劳动成果被男权社会所占有。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女性只要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不就好了吗？不就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了吗？这其实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主张。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的，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女性参与了社会生产，依然无法动摇到父权制的根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男性要出征战场，妇女不得不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做那些原本属于男人的活儿。这导致原先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体制分崩瓦解。女性在进入公共领域后，体会到社会劳动所带来的成果和自信，而这种成果和自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在世界恢复和平之后，许多女性依然想要继续工作。举个例子，在英剧《唐顿庄园》中，贵族克劳利一家三个小姐中的两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有了工作。其中二小姐帮人开拖拉机，三小姐当了护士。在战争结束后，她们俩都不想再回到闺房，回到过去的生活。于是二小姐成了记者，三小姐私奔去了爱尔兰。这些情节精准地描绘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女性带来的精神转变。事实上，正是在一战以后，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妇女的参政权。
那么，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如何应对这种女性想要工作的局面呢？他们想出了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设置了一些女性专属的职业，那些多半是从属性或服务性的岗位，比如护士、秘书、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等等。也就是说，女性可以到社会上干活，但从事的职业被严格限制。通过这种限制，整个社会延续了对于女性气质的规范。更重要的一个策略是，构建出一个未婚女性雇佣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女性可以在成年后进入职场，但一旦结婚就要回归家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的共识。即使是那些在职场上表现优异的女性，一旦结婚，也会心甘情愿地回归家庭。能留在劳动市场中的女性只有三类：未到适婚期的未婚女性，到了适婚但选择不婚的女性，以及成为寡妇或离异的女性。也就是从那时起，每个成年女性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要家庭还是要工作？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工作还是家庭的二选一，并没有影响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的控制。市场与家庭的分割依然存在，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分裂依然被保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对于选择工作的女性并不友好，把她们称作是不完整的女人。一旦结婚，她们的工作就随时可能被叫停，这一点也成为职场上歧视女性的合理借口。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到结婚为止的社会共识渐渐被突破，已婚女性开始大量进入职场。这倒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良心发现了，而是因为女性所要承担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在客观上有了减轻。首先，在发达国家，一个核心家庭所生育孩子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基本上一家最多生两个孩子。其次，家电的开发与普及，让原先的家务劳动大幅减轻。换句话说，女性所承载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不再需要女性全天候的待在家里。这样一来，很多女性可以既做一个家庭主妇，也有了余力到社会上去工作。
对于既要工作又要家庭的女性，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给出的回答是：“OK ，两个都给你，但你必须将它们很好的安排进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工作到结婚为止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断再就业模式，也就是女性在生育和哺乳期退回家庭，照顾孩子，等到孩子长大后再重返职场。这种模式很受女性的欢迎，因为在她们看来，只要有合理的育儿产假制度和再雇佣制度，就可以兼顾事业与家庭。然而，这种形式究竟是对谁有利呢？
上野指出，大多数女性之所以主动接受这样的模式，其实并非是为自己考虑，而是因为她们觉得这样对孩子有好处。小宝宝最需要母亲的陪伴。可惜，这样一个看似是常识的想法，本身就是母性神话的阴谋。上野提醒我们，所有的育儿理论，都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某种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将女性逼迫进专职育儿的生活中。比如今天流行三岁之前的孩子更需要母亲的育儿观，为什么是三岁，不是一岁，也不是六岁？这个时长究竟是谁定的？反正绝不是女性或孩子定的。传播这种育儿观的人，就是希望实现这种想法的人。他们之所以希望孩子三岁之前母亲能专职育儿，肯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榨取女性社会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最佳平衡点。如果女性休整一年便立即回归职场，那她们的再生产劳动可能付出的不够，而如果她们待到孩子六岁甚至更大，甚至从此就不出来干活了，那她们身上的社会劳动力就被浪费了。
事实是，那些选择了中断再就业模式的女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生赢家，但实际上背负了三重负担，既承担着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又在育儿期间失去了原先应得的收入，还要在再就业时面临职场歧视和薪酬损失。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收入差距真正拉大，就是从女性休产假开始的。也就是说，母亲承担养育责任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成为劳动市场的边缘人物。
更致命的一点是，女性这种中断再就业模式，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个模式意味着它可以占有生育前女性的劳动力，还可以用低廉的薪酬雇佣中断再就业的家庭主妇劳动力。对于父权制而言，丈夫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之后又能享受到妻子工作后带来的收入成果。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合起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在职场上，男人是女人的上司，支付她们低廉的薪水，回到家里，男人对女人的家务劳动袖手旁观，还享受到了额外的收入。尝到好处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甚至会联手让一些原先只想待在家里的母亲不得不出门工作。
现代社会，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在未来有竞争力的人，必须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丈夫一个人工作，很可能无力支付这笔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做母亲的便出去上班，用赚的钱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于是，她的中断再就业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产业化买单，一方面又在为父权制培养孩子。这正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对女性共谋的一个经典例证。
总之，我们发现，尽管女性以背负层层重任为代价，参与了社会生产，却并没有撼动到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甚至巩固了这种双重的控制。也正因如此，上野千鹤子会对着大学女生感慨：“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
那听到这里，你也许会说，那女性是不是不要家庭，就可以摆脱这种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比如说，现在有一种主张“不婚不育保平安”，意思就是让女性远离家庭，远离男人。但是上野指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权利，在这个权力框架下，个体的选择或行动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即使女性能够逃脱一个男性的支配，她也会受到一个阶层的男性的彻底支配。因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并不简单地对应家庭与市场，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两者的共谋下，女性就是市场上二流的劳动力，不管你要不要家庭、有没有结婚、准不准备生孩子，都会在市场上受到更多的剥削，领到更少的薪酬，有更低的职场天花板。
好，小结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然而，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凭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无法动摇到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根基。
好，说到这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你也许会觉得上野的理论有些激进，她对于家庭这个爱的共同体的批判和攻击，似乎有一点太过了。她指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识的形成共谋，这一点似乎也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她无疑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那就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女性的核心，是无偿占有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劳动。这就好像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占有资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女性是否从事社会生产，只要她们依然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统治。而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就必须重新分配社会再生产劳动，这一点已经成为新一代女性主义者的共识，也是上野这本书最重要的洞见之一。
那如何重新分配呢？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选项，分别是公共化和市场化。先来看一下公共化选项，它的代表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等工作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由政府提供给国民。比如瑞典，它在197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育儿假取代特定性别产假的国家。瑞典的父母在孩子出生或被领养后，都能享有较长的带薪育儿假和政府发放的生育补贴。孩子在一岁的时候就可以送到公立幼儿园。这种政策看上去非常美好，但会导致公共部门尾大不掉，以及人力调配方面的问题，最终会增加全体国民的税收负担。因此，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口少、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才采取这种方法。
再来看市场化选项，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一部分社会再生产劳动，其代表是美国、英国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职场妈妈为了能够投入工作，将自己薪酬的一部分用来雇佣钟点工或育儿嫂，分担掉一点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但实行这种方法的前提是，人们处在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中。这种对于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购买，利用的是社会阶层或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剥削。也就是说，这是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转移为阶级不平等的问题。
很显然，这两种选项目前看来都并不完美。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劳动的重新分配，调整两性之间不平等的地位，我们需要更新的思想，寻找更好的办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过程必定非常艰难，女性解放需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运动。
好，《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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